《鸿痕老人年谱》是一部没有作者姓名的草稿，写在半页十行的朱丝栏稿纸上，前后字迹不一，修订涂改的地方极多，几乎每一页都有。《年谱》正文五十页，附录《遗嘱》一份四页，从《遗嘱》看，他本姓戎，后改姓卢，浙江宁波人，共有子女五人，其中长子卢成章，次子卢成德；三子成端，归宗戎氏；长女陆成懿，嫁给学地质的程义法。根据以上信息，不难推测出《鸿痕老人年谱》的作者，应该是宁波商人卢洪昶（1856-1937）。稍微浏览一下《年谱》的内容，纪事与宁波地方史志中所载卢氏生平事迹合若符节。《年谱》一开头便说：
逊清咸丰六年，岁次丙辰。余生。余戎氏子也，生于丙辰二月二日，世居甬东一都，继而迁城内，时先君维扬公为县吏，所入甚微，赖先母朱太夫人节俭勤劳，家计勉得以维持。余昆季三人，仲兄早殇，伯兄祥生，虽无专业，而天性笃孝，有君子风。
卢氏中年以后发迹，一度成为近代宁波商人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宁波月湖的老宅至今尚存。不过，他的童年很不幸，苦难生活过了近三十年。清咸丰八年（1858），其父戎维扬病故，丧事还没办完，宁波城被太平军攻破，大哥戎祥生被掳走，年仅三岁的卢洪昶由母亲带着逃进山中避乱，后来大哥找到了他们，一开始每过十天半月，还会偷偷送些钱米来，后来便没了消息。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格外艰难，“五六年来，无日不在生存奋斗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宁波的市面逐渐恢复繁荣，但多年的劳累压垮了母亲朱氏的身体，到同治三年（1864）秋，生母缠绵病榻数月，环顾市中，家徒四壁，即将断炊，穷途绝援之际，不得已听从邻居的建议，将九岁的儿子以九块银元的代价，送予卢姓人家，作为螟蛉之子。这就是卢洪昶本由戎改姓卢的经过。卢家本是做小本生意的，家境很普通，又多嗜好（这里的嗜好可能专指吸鸦片），没多久家道中落，卢氏夫妇感情不和分居，卢洪昶跟随养母生活，本来还读了段时间私塾，如此一来也就辍学了。幼年失学，让卢洪昶终身抱憾，所以晚年有钱之后，积极资助教育，也算是一种心灵上的弥补。
卢洪昶遗嘱
十四岁时，卢洪昶为谋生计，带着养母卖水缸得来的九百文，前往省城杭州学徒，做了一名实习丝工，即俗称的料房。因他上过学，能帮师傅记记账，所以东家另眼相看，颇为优待他。两年后，他的养父卢学本去世，卢洪昶回宁波奔丧，料理完丧事，返回杭州时，已到出师的年纪，在东家处帮工一年多后，他与同行傅某合资创业，结果不到一年就失败。于是回到老家宁波，卢洪昶仍不死心，借了钱再次创业，依然以失败告终。连续的打击，让他债台高筑。二十岁的小伙子，为了躲债，逃到了杭州，心情郁闷，徘徊在西湖白堤上，一时想不开，差点投湖自尽，幸亏佛祖保佑，远处寺庙的钟声传来，将他迷失的心智唤醒，经此一难，他有所感悟，重振精神，继续出卖体力劳动，做丝工谋生。不久之后，他还有了一段短暂的婚姻，经人介绍，娶了一位蔡姓女子为妻，结果因家贫被嫌弃，没多长时间就主动要求离婚。
光绪三年（1877），二十二岁的卢洪昶听到亲生母亲朱太夫人被大哥戎祥生接到上海去养老，他就去上海探望，同时也看哥哥能不能提携他一下，但发现大哥家也家无恒产，在沪经营，仅足以糊口而已。这令他深感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尽管一穷二白，年轻人还是会干一些荒唐事，卢洪昶回忆自己有一次因参与赌博，被抓起来关了十多天才释放，类似的遭遇，他都不敢告诉母亲与家人，晚年却记在了《自编年谱》里，毕竟他早已从颓废荒唐的青年时代走出来，成为一位成熟且成功的宁波商人。
一、亲历甲午中日海战、李鸿章议和
时间到了光绪八年（1882），二十七岁的卢洪昶即将迎来他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年秋天，经任英国商轮温州号管理的王姓亲戚介绍，在船上负责收交客货，月薪两元。经历了十多年的俗世沉浮，他终于明白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认真做事，所以专心本职工作之外，卢洪昶一有时间就向同事学习中西文，了解航运业的知识。卢洪昶或许不会预料到，正是由于加入航运业，使他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未来会亲见、亲历近代历史上几大事件。在轮船上工作两年后，清光绪十年（1884）八月，马江海战刚刚结束，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卢洪昶随温州号往福建送货，经过战场，他在《鸿痕老人自编年谱》中记录下所见场景：
温州号由沪驶福州，适值马江之役甫毕，航经长门、金牌门各要地，江面窄隘，才通一航，诚天堑也。及抵马江，见我海军泰半被歼，船政局被毁，茔塚累累者，皆我战士之白骨也。悲愤之余，因思敌将孤拔实有过人之胆识，转以钦佩而悟吾国人之才能、学术确有不如人者，宜师以效法。自是于业务之外，更知留心国事之必要已。
《鸿痕老人自编年谱》关于光绪十年马江之战的记录
从卢氏的叙述中，看出他对国事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可能没读太多书，并不执着于“严夷夏之大防”，反而对在法军将领孤拔颇为欣赏。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甲午与辛亥。光绪十一年（1885），卢洪昶机缘巧合之下，在山东烟台结识了苏州洞庭人席志前，此后往来渐密，成为莫逆。卢氏自言“余生平受其指导，获益良非浅也”，更通过席氏认识了他跟随半生的盛宣怀。
光绪十二年（1886）秋，因亲戚王某离职，在温州号上工作了五年的卢洪昶，与之共进退，也一同辞工。正在焦灼彷徨之际，他去停靠在一旁的驾时号轮船上送东西，原来驾时号与另一艘斯美号是台湾巡抚刘铭传（1836-1896）向英国定购的新船，刚由洪述祖验收了开回国内，此次要从上海开往厦门运货，新招的船员无人熟悉厦门的情形，卢洪昶被经理陆自牧一眼相中，让他暂时在驾时号上工作，由此留在船上。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卢洪昶已经是资深船员，后受刘铭传告病离任、沈应奎（1821-1895）接署导致人事变动的波及，他调到斯美号工作。之后，邵友濂（1841-1901）接替沈应奎，鉴于驾时、斯美两轮每年亏损四万元，决定将它们移交给上海道聂缉椝（1855-1911）处理。卢洪昶入和兴公司，上飞龙号轮船任职，转调飞鲸号。又因和兴公司亏损，将飞龙、飞鲸两轮出售，飞鲸号归了轮船招商局。经好友席志前函介，卢洪昶到天津时，去拜见了盛宣怀。
卢洪昶的命运，在三十八岁时再次发生变化，同时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考验。光绪十九年（1893）冬，在盛宣怀的影响下，卢洪昶被任命为新裕号轮船的副经理。第二年，新裕轮的正办林某因病去世，卢洪昶升任正职，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受命与英国高升号一同到天津运兵，亲身参与了甲午之战，在《自编年谱》他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见闻：
时高丽适有东学党之乱，王告急于清廷，决发兵援之。由新裕与英轮高升号在塘沽运兵，同时出口，一往牙山，一往东沟。事为日本侦知，援壬午之约，亦发兵往援，水陆并进。高升号被日舰邀截于牙山之口，遂被击沉，高升英籍，因开战时国际公法之创例也。当时中日间尚有和议余地，惟日本索偿兵费三百万元，大司农翁常熟不明国情，痛驳之，而主兵者以格有前议，不肯自暴其短，遂演成激战，所谓甲午之战也。
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轮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发生在1894年7月25日。一周之后，中日两国正式开战，“高升号事件”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当时，招商局指定用于运兵的商轮尚有八艘，但所用人员，大都平日养尊处优，一遇患难之秋，大多纷纷弃职。卢洪昶作为新裕号的负责人，在暗中观察本轮上的人员，发现也有不少心生畏惧，议论纷纷，害怕再次出海，步了高升号的后尘，他深知这批人即使强制他们留在岗位上，恐怕也不能依靠。此时，卢洪昶接到上海的家书，妻子希望他不要冒险，但他却义无反顾，表示在国家遇到危难之际，绝不能推卸责任，回信将家事托付给妻子，依然坚守岗位。
时余妻亦来函谆劝，谓亲老丁单，不宜涉险。余答之曰：无事而求人，遇事则诿责，非余所乐闻也。自后家政由汝主之，外事则听天命耳。
同时，卢洪昶将全部人员召集起来，明白告诉他们“君等为升斗故服役斯轮，各有内顾之忧，目前事急，如感有困难者，不妨请短期假，待事平而返来。惟须各书志愿书，俾可代请船票”。果然，百分之九十的船员都畏难退缩，请假离岗，运兵各轮情况基本相同。为此招商局马上临时招收船员，补足空岗，参加甲午战争运兵的商轮上，大多数人已非原有人员，而是另招的。从1894年8月1日，中日开战后，卢洪昶随新裕号往来辽东半岛，其间几次屡次遇险，特别是八月十八日大东沟一役，差点被日军邀击，幸亏他的机敏，方才使整个运兵船队脱离险境，《鸿痕老人自编年谱》对此番经过记录颇详：
至八月十八日，有东沟之役。先是，余等运兵八艘，于十六日运大连铭军至东沟，由全队海军护送，至十八日巳、午之交，卸兵甫毕，见群烟来自东方，知为敌舰来逼，吾海军被迫，勉强向前迎击，但交绥未久，半数被歼，余则多失战斗力，仓皇收队。对于输送各轮，亦莫能兼顾矣。余默计各轮，出固危险，留亦待毙，遂告各船主，冒险遁出。奈佥称“无命不敢擅动”，筹思至再，乃登陆走芦苇三十余里，而至东征转运局，急电盛公，请派舰护送。翌日，奉覆电云，此间谣诼群起，真相莫名，幸有来电，业已转沪。所请派舰护送一节，无如舰多毁伤，无从咨遣，望告各船主，自行设法出险云云。余持电遍告各船主，急行筹备一切，乃闭窗减烟，鱼贯而出。时在二十三日黄昏时也。次晓抵旅顺，残舰零落，惨不成军。闻有粤人邓管带者，痛不欲生，投海殉国，其所蓄爱犬亦随主殉焉。
卢氏所述，就是小人物眼中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海战的全过程。所谓“铭军”应该就是铭安（1828-1911）所部，“粤人邓管带”应该就是致远号管带邓世昌（1849-1894）。卢洪昶对当日战争的全局并不清楚，只是从一个亲身经历的旁观者角度，记下了自己见闻与遭遇。相信之后的历史研究者与爱好者，对这场战争复盘过无数次，在纸上得出过不少高论，但他们没有亲历战火，若面对卢氏，恐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招商局的运兵商轮在战争中并不显眼，然有高升号的前车之鉴，在当日形势之下，若非卢洪昶，可能也会全军覆没，尽管这只是沿着卢氏的视角进行推测。不过，可以确定，运兵商轮队是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离开黄海战场，于次日回到旅顺港，他就马上给天津、上海发电报，又亲自到天津，面见盛宣怀。但当时的形势已急转直下，日本方面野心暴露无遗：
时余复分电津、沪，告慰各方。抵津，谒盛公，复略陈经过。是时，因军舰被歼，故军需之输送线亦因之缩短，旋以平壤失，辽东半岛危，旅顺后路被迫，海军残舰又移泊于威海卫，清廷无力支持。乃采德彩林之说，令谒日相伊藤，被拒而返。复遣张、绍二使议和，又因并非全权，不得开议而归。
德彩林即任天津税务司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1842-1913），曾于1894年十月奉命秘密赴日议和，未获成功。进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北洋水师一退再退，最后在威海卫之战中全军覆没，丁汝昌（1836-1895）自杀殉国。卢洪昶对此也有记述，但这部分内容，恐怕得之耳闻居多：
刘公岛左右炮台失，海口被封，接济断绝，所泊残舰遂成为釜底之鱼，故不旋踵而海军降，丁督殉国。陆军节节退却，关内亦濒危急。顾丁督本非海军人材，平日颇失检点，又多嗜好，尊严纪律，久已丧失，所有旅、大、威海三处军港之布置及舰队之训练，皆赖前副督英将赖威利之力。自赖被黜，吾舰队之精神亦与之俱失。复因廷臣迎合后意，移海军费以修颐和园，停顿十年，故海军内容早已空虚，至隔岁大阅，主阅者浮报粉饰为力足御敌，致冒昧从事，遭此致命之伤。
刘公岛海军公所
结合十年前卢洪昶对马江海战的记述，可以发现《鸿痕老人自编年谱》记事不无“崇洋”的嫌疑。十年前目睹马江战败后场景，痛心国事之余，对法军将领孤拔表示出的钦佩；十年后对丁汝昌军事才能的否定，反而对英国籍的副将朗威利评价很高，竟称“所有旅、大、威海三处军港之布置及舰队之训练，皆赖前副督英将赖威利之力”，这种倾向，或许与卢氏长期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
丁汝昌赠朗威利纪念银杯
丁汝昌关于黄海海战禀稿
1895年4月，清廷眼见中日甲午之战败局已定，于是派李鸿章父子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进行和谈。北洋海军没了，李鸿章一行只好乘坐新裕号、海晏号两条商轮前往日本，卢洪昶自然随轮东行，作为一个历史上没留下名字的小人物，他又一次见证了中日议和、李鸿章遇刺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在《鸿痕老人自编年谱》中，他说道：
李之东渡也，由本轮新裕与海晏送之，会议地点订于门司之龟山宫，随员从者百余人，日方则仅伊藤、陆奥及书记三人而已。及二使会晤，先致寒暄，继勘国书，并商允通发电报，略事周旋，即行散席。三次会议时，李请伊藤令饬前线停战，伊藤当即要求吾方交出各口炮台及台湾以为质，然后方可议停战。李以台湾既未有战，何以为质。伊藤曰：战与不战，极易了决，相持良久，无结果而散。旋李出被狙击，伤及颧骨，当日由医验明，子弹甚细，无甚妨碍。以其年高，不必取出，约三星期即可照常视事。因是日本自动停战二十一日，以慰列邦。至期满续议，割辽东半岛及台湾，并赔偿兵费二千万两以和。当斯时也，俄有志于东，忌日强盛，乃邀同德、法二国，迫日本退还辽东。日知不可抗，忍辱以受，惟加索兵费三千万两。和议以成，其赔款由俄向法代募。
从他对甲午战争的记述推测，卢洪昶应有航行日志或日记之类的材料，故而晚年编《年谱》时仍能清楚说出日期，这在后面的记述中，也能获得验证。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带来了连锁反应，卢氏对此也是痛心疾首，多年后在《年谱》中感慨“旋廷命文忠报聘列强，而各约纷起。俄租旅、大，设东清铁道，法租广州湾，德占青岛，英又租威海卫，以阻俄势之南下。国势陵夷日下，莫不由于此战，而肉食误国，贻害民族，诚可痛恨者也”。而他也将暂离轮船招商局，前往辛亥革命的发生地武汉，参加汉冶萍公司的创建工作。
议和会场
李鸿章、伊藤博文
二、辛亥革命中的武汉见闻
作为一个在近代史上无名的小人物，卢洪昶清末见证了马江之战、甲午海战等的经历，像是一朵亲预历史潮流的小浪花，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到此结束。不久的将来，他还亲身经历清王朝的覆灭，见证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卢洪昶调任江永轮，主要走内河运输，往来长江各埠。恰好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卢氏因盛对他有知遇之恩，有一次船到武汉，他便专程去拜见盛宣怀。不想竟被盛氏看中，让他参与汉阳铁厂的工作，卢氏不得已，答应担任煤焦管理之职。之后，与文廷式家族的广泰福合作，赴江西萍乡创办煤矿局，事属草创，辛苦备尝，经过五六年才渐入正轨。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养母卢氏在宁波病逝，卢洪昶回乡奔丧，料理完家事，到上海拜见招商局督办杨士琦（1862-1918，杏城），在他力劝之下，重回江永号。航运上的事相对轻松，卢氏由此想起回宁波时看到堕民生活的困苦，于是联合同道，出资创办育德初等农工小学堂，接收堕民子弟进行教育，并向清廷奏准，准除去堕民丐籍。他可能没料到，学堂的师生中涌现了不少革命党，1911年其子卢成章带人光复宁波时，主力便是育德学堂的师生。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卢洪昶重回盛宣怀麾下，负责铁厂运销。三年后，1907年秋，邮传部奏派卢氏出任武汉交通银行总办，将他送回武汉。仅仅四年之后，五十六岁的卢洪昶再次见证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等他七十四岁写《鸿痕老人自编年谱》时，一切早已尘埃落定，所以在记述这段往事时，开头的感叹带了些历史的高度：
人事递嬗，兴废循环，积因成果，为期已熟。是岁也，为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来，满族统治之结束。爱新觉罗氏固丧其统治地位，而汉族牺牲之代价亦难亿计已。
对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卢洪昶认为，导火线是端方（1861-1911）对汉人的镇压。端方被委任为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曾途经湖北武汉，卢洪昶到旅店拜访端方，并留下一起吃饭，席间的一些细节让他记忆深刻：
先是，川粤汉有争路风潮，廷命端方镇抚之，端由京抵鄂，余往谒之于旅店，蒙留午饭。席间，有苏籍幕僚语众曰：近见书肆出版物，有诋毁曾、左、胡者，其意气嚣张，与颠倒黑白，不太甚乎？端顾而问余曰：君意奚若？余亦唯唯而已。继思若人乃少不更事，于大众席间出言不检，亦可见其修养之缺乏矣。而此一端，可当日之民党已露其头角，公然出没于各大都市，议论揭橥，绝不畏忌矣。
至武昌首义之导火线，实原于端方之凌虐汉人，草菅人命。初，端与属员冯有宿隙，欲除之而未得便，乃先除其干役徐升父子及其弟，并戮于市。徐升等虽非安分之流，特不应无辜加诛故。徐被诛后，所谓革命志士者，皆接踵至鄂。于营外有复汉酒楼之设，所以联络叛兵者也。嗣宝善里炸弹案复被破，瑞主株连而属不奉行，满汉两方之冲突，至此遂如弦上之箭，发在顷刻矣。
历史总是出现一些巧合，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发生的日期是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而在卢洪昶《鸿痕老人自编年谱》的记录中，辛亥革命的爆发时间也在八月十八日（1911年10月9日）深夜，据他说“时东邻有观光之约，武汉商会及汉冶萍举余为赴日代表。八月十八晚，驻汉日领饯行于署，席散后，见隔岸有火，亦不以为意也”。到了第二天一早，同乡王海帆来“叩门甚急，曰闻武昌有变”，他马上起身，到江岸边，借了萍矿厂的小轮渡江，想去一探究竟，舵工告诉他，对岸已经架设大炮，前去恐怕会发生危险。在卢洪昶的坚持下，小船还是渡江而去，沿江岸而南，到四厂码头，远远就望见城中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南奔，知已不能入城。恰在此时，他瞥见码头上一群日本人，手足无措，恐牵涉外交，于是让舵工将轮尾靠岸，命日人迅速登船，仍原路返回武汉。据日人告知，“发难者系军校教授，始知兵变已确，而瑞亦避于兵轮中矣”。
受到武昌辛亥革命爆发的影响，当天银行钞价只值十之四五，居民纷纷迁往租界，国内银行都开始出现挤兑的现象。卢洪昶于是命经理将交通银行的簿据先暂存租界，眼见景象日渐恶化，又将簿据运往上海交通银行。武汉三镇居民纷纷到租界避难，有实力的则举家外逃，一时船舱内几无插足之地。轮船票皆需现金购买，一票难求，无现金者皆进退维谷，状至凄惨。至此，卢洪昶才想起安置家人，在日清公司角田六郎的帮助下，总算帮家人、亲戚弄到票，他则仍坚守在武汉，《鸿痕老人自编年谱》提到：
余见时局日非，当令大小儿离京南下，并命家属先行赴沪，奈票已成废纸，囊无现金，无以成行。不得已，商诸日清总理角田六郎氏，代留房间三，其票价多寡，由余妻与该轮买办接洽，缓日照偿。蒙复函允可，由是在汉故旧男女等得皆附以离汉。余设红十字会于商会，以觇究竟。讵盛公在京，不明真相，频频来电，命电局移设租界，令萍煤接济海军。以是物议沸腾，而余皆未之知也。
一周之后，到了八月二十五日，武汉的情况依然不明，局势混乱。在邻居徐晓峰的提醒下，卢洪昶才离开交通银行，回到家中，同事中李某因忽遭汉奸嫌疑，刘宝余来探望他，并送他一把手枪，以便危急时用来自卫：
至月之二十五日，余在行，邻有徐晓峰者，忽告余曰：夏口署狱已被焚，要犯四逸。当局多避于租界，宜速离以保安全。余始命仆收检陈设，以回寓所。俄闻铁厂协理李君亦遭嫌疑，避于橘三郎氏之寓，余往访，相对唏嘘。久之，始出声曰，从那里说起。余亦慰劝，嘱其暂避而已。越晚，刘宝余君突来寓，余询以周怀清君何以数日未见。刘徐徐答曰：彼不忍坐视老伯之将来，故已先自回沪。余曰：吾何所为，而竟至此耶？刘复赠手枪一柄，藉以自卫。自是始留意于意外矣。旋闻盛由外人护送东渡，而鄂中情形更不堪闻。睚眦之怨，动蒙汉奸之祸。
卢洪昶自我感觉，与汉奸毫不沾边，在《年谱》里记录了一个张之洞的幕僚张某，在鄂豫直捐局任职，为避乱乘船往上海，被定性为汉奸，革命军沿路追捕，轮船到黄州时追上了，要张某上岸，结果张某竟然投江而死，用卢洪昶的话说，“张由士而幕，素未受辱”，黎元洪听说后，派人将尸体捞起入殓。他或许没有料到，不久之后他差点步了张某的后尘。
鉴于湖北局势未有好转，卢洪昶终于离开武汉的岗位，等他到了上海才知道，上海交通银行的总办、顾维钧（1888-1985）的父亲顾晴川（1856-1917），早就辞职，卢氏自己送上门来，不出意外，有了让他兼管沪行的命令。不久之后，他又打算去武汉，一探究竟。结果，他还不知道自己已背上汉奸的罪名，到武汉遇到日本人橘三郎，劝他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卢氏方才获悉底蕴，匆匆返程。果不其然，船到九江，有人上船搜查，幸亏来人没见过他，没认出来，卢洪昶躲过一劫，抵沪后，家人已大受惊吓。
实际上，卢洪昶并不知道，自己的大儿子卢成章（字志学）在他悉心培养下，留学日本、英国的同时，早已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个革命党。辛亥革命刚在武汉爆发，他嘱咐儿子从北京尽快南下上海，卢成章貌似听从父命，其实是应陈训正（1872-1943）之招，于11月5日回故乡宁波闹革命，率领其父创设的育德学堂师生，光复了宁波。从《鸿痕老人自编年谱》看，卢洪昶似乎并不知道内情，还以为卢成章回宁波，是去维护地方秩序：
初，长男志学因桑梓之请，回甬组织保安会，以维持秩序。至是乃分电各机关，剖白余之出处，并函沪陈英士都督，出示辟谣。陈谓长男曰，昔见尊翁三次，均蒙优待，至今拳拳。长男以告，则不复记忆。惟忆戊己之交，有青年五六辈到汉，特来见余，其中似有陈姓者。比询来意，据称拟设报馆。吾念若辈寒士，旅费不易，乃留住商会余屋，而供其伙食，但月余后即不知去向矣。
正是几年前卢洪昶的一个无心之举，给陈其美（1878-1916）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为数年后帮自己洗去汉奸罪名的契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儿子卢成章。卢成章在宁波闹完革命后，听从父亲安排，与兄弟、妹婿都进入钢铁厂工作。卢洪昶的大女婿程义法，江苏吴县人，是1909年与梅贻琦同一批庚款留美的四十七名留学生之一，毕业于美国科罗拉多矿业专门学校，1914年进入萍乡煤矿工作，后曾任职中央钢铁厂。
陈其美
毫无疑问，卢洪昶是汉冶萍公司的资深元老，但目前相关研究中很少提到他，依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当时盛宣怀病重，“内乏主持，外起交涉，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卢洪昶赶往上海，先拜见谭延闿，托他写信给徐世昌，再面见病床上的盛宣怀：
次乃叩盛于床前，曰：天下事善其始者，成功不必自我，但求接代得人可耳。盛闻而神气顿振，曰：汝言我已会意，惟兹事体大，外人茫然，无从着手。周财长、鄂段督俱已到厂视察，岂皆无意哉！盖有所不能耳。今为公司计，莫若使明白本公司内容者指告政府，使彼有所依据办理，方敢着手。余即将谭函呈阅，盛曰：汝能前往，尤为相宜。然政府诸大老中，惟杨杏城能任艰巨，其他不足道。
在盛宣怀的指示下，卢洪昶回武汉整理好材料，专程北上处理此事，由此可见，卢氏颇受盛宣怀倚重。但终因时局、公司内部斗争等，卢氏还是于同年离开汉冶萍，进入湘矿局。次年三月二十五日（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去世，卢氏在《年谱》中感叹：
呜呼哀哉！公与余半生宾主，如鱼得水，追抚今昔，感念知遇之深，能无泫然。论公一生经国事业，望彼东西各国诸杰，或不能抗衡，然国内新兴诸伟大建设，如铁道、航业、邮电、煤铁矿业，筚路蓝缕，多创始于其手，求之近今国内，诚罕有其匹焉。公知聚财之道，并知散财之益，惜晚岁散之不务，以留遗憾于今日也。
这一年，卢洪昶也已六十岁，半生浮沉商海，随着年龄增长，渐萌退意。1921年，六十六岁的卢洪昶已按计划打算，陆续将手中的事务结束后，退居杭州。因早年差点自沉西湖，闻钟声而醒悟的经历，让他虔信佛教，于是在西湖北山麓买地筑屋，其地位于栖霞、仁寿之间。其宅至1924年落成，被他命名为卍字草堂。此时卢洪昶已经六十九岁。恰有同乡兼亲戚陈晓江自欧美学习美术归国，在上海设东亚美术研究院，卢氏请其绘制巨幅画作《弥陀西方极乐国图》，三年始成，没想到陈晓江去北大任教期间，忽然因病离世。这才知道1925年8月24日《上海画报》第28期载杨清磬《哀陈晓江》一文，提到“同年受某君之聘，作《西方极乐图》十大幅于西湖卍字草堂，经营创作，两载始成”中的“某君”，正是卢洪昶，这时他早已功成名就，可惜在杨清磐笔下，他依然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小人物。
1929年，七十四岁高龄的卢洪昶“念芸芸以生，不欲昧昧以灭，爰将毕生经过事略笔而记之”，《鸿痕老人自编年谱》由此诞生，不过起点也是终点，《年谱》纪事中止于这一年。据地方史志所载，卢洪昶1937年才去世，在最后的八年中，他是否仍以小人物的身份亲身经历着中国的大事件，我们已不得而知。
或许历史上有很多像卢洪昶一样、一生有着传奇经历的人，身后依然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能像卢洪昶一样，留下一本没有署名的《鸿痕老人自编年谱》手稿，甚至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或许幸运的人，留有一些的断篇残简，尚未被发现和揭示，让人感到遗憾与惋惜。不过，或许这就是历史本来的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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