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地方特别适合女性写作：一是修道院，二是沙龙

【编者按】

《我的女性史》是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佩罗关于女性历史的通俗作品，代表着以作者为核心的妇女史初期的研究思路与问题意识。作者揭示了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隐形贡献，批判了“女性沉默于历史”的固有偏见，为重构更完整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方法论范例。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除了档案以外，我们此外还需在印刷品与图书馆中追寻女性的踪迹。为了聆听女性的声音，也就是“她们的话语”，我们要阅读那些叙述、想象、审视女性的书籍，这些固然是无法比拟的资料来源。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还应当关注女性自己撰写的作品，翻阅那些18世纪以来由女性创办的报刊。我们需要和女性一起跨越长期以来禁锢她们写作的藩篱，绕开阻碍她们汲取知识和施展才华的壁垒。随后，我们将详细探讨这些障碍及其克服方法。

在这个对女性充满禁忌的世界中，女性的写作途径是怎样的？最早的女性写作通过宗教和想象把神秘主义与文学相结合。无论祈祷或冥想，还是诗歌和小说，都是女性写作先驱的创作方式。萨福（Sappho），这位神秘的希腊女诗人，在公元前7世纪末的莱斯博斯岛上组织了一个女子合唱团，年轻的贵族女孩们在那里引吭高歌；修女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e de Bingen）， 早在12世纪便创作了《花园的乐园》（一本格里高利圣咏歌曲集）；14世纪的玛格丽特·波雷特（Marguerite Porete）创作了《简单与湮灭的灵魂之镜》（Le Miroir des âmes simples etanéanties），却被当作异端并处以火刑；圣加大利纳（Catherine de Sienne），一位博学的女性，曾担任教皇的顾问；伟大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她创作的《妇女城》标志着15世纪对女性地位思考的重要转折点。“我疯狂地陷入绝望，因为上帝让我生在一个女人的躯壳里。”作者在书中如此感叹，这位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对平等有着发自肺腑的强烈渴望。

有两个地方特别适合写作：一是修道院，因为那里可以闭门静修；二是沙龙，因为那里可以交流对话。在中世纪，修道院鼓励女性阅读甚至写作，以至于到了13世纪末，贵族妇女在文化水平方面似乎比那些参加十字军东征或其他战争的男性更胜一筹。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渴望与众不同的爱，或许正是这种渴望，孕育了具有骑士精神的宫廷爱情。一些修女通过抄写手稿，偷偷掌握了禁止女性学习的拉丁语。到了17世纪，尽管修道院所服务的群体和其自身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修道院仍是女性文化中心，而要求越来越高。阿维拉的圣女大德兰（Thérèse d'Avila）、波尔图瓦尔修道院的修女，以及勃艮第的加布里埃尔·苏松（Gabrielle Suchon, 1632—1703），均确立了其作为女性书写者的地位。加布里埃尔（Gabrielle），一名还俗修女，于1693年出版了广受赞誉的《道德与政治文集》，充分证明了女性不仅仅只会虔诚地祷告。17世纪，朗布依埃（Rambouillet）夫人的沙龙是女才子的大本营，她们对语言的雅致和优美的要求可谓苛刻。在她们的影响下，马德琳·德·斯库德里（Madeleine de Scudéry）写出了重新定义爱情的表达方式的系列巨作；拉法耶特（La Fayette）夫人，创作了其最为短小精致的杰作——《克莱夫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尽管19世纪的厌女主义者千方百计试图遏制女性作家，但最终都是徒劳的，通往“写作的女性”之道路业已开辟。这些女性通常出身贵族，但或多或少地陷入财务困境，她们试图以笔和画笔来体面地谋生。乔治·桑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作品如今摆满在巴黎历史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作者目录中，仅乔治·桑一人的书目就占据多个页面。

其他因素也刺激了女性的创作。例如，女作家更适应女读者的口味，或者被人们认为如此。某些图书类型似乎特别受女性欢迎，如烹饪菜谱、礼仪指南［1899年女作家巴洛娜·斯塔夫（Baronne Staff）撰写了《世界礼仪指南》］，教育学著作、时尚杂志以及小说也深受女性青睐。乔治·桑更是直接同她的女读者对话，希望改变她们的思维方式。

最后，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基督教的，都成为一个强大的推动女性写作的力量。尤其是在新闻报刊领域，写作也是女性的表达方式的体现。

当然，我们不能像那些敌视女性写作的人那样，用“浪潮”甚至是“入侵”这样夸张的词语来形容女性写作的兴起。但是女性进入写作领域并发表作品，已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现象。那么今天的我们可以说这实现平等了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现在更多女性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了，至少女性的声音得到了更多的表达。人们可以阅览她们写的书籍，品读她们的文字。

除了书籍，女性还是报纸与期刊的读者，同时也是创作者。女性很少阅读政治类日报，这类报纸的内容更多针对男性读者。女性读者似乎对报纸下方版面的连载专栏等更感兴趣。二十多年前，学者安妮-玛丽·蒂耶斯（Anne-Marie Thiesse）曾对20世纪初的女读者进行过一项调查。她收集到的女读者的珍贵回忆往往是在灯下或在卧室里，读着《面包女人》或《洗衣房的孩子》这样的悲惨故事，内心充满一种持久而微妙的悲悯。

第一批专门针对女性的报刊是时尚报刊，自18世纪发展起来。大部分是由男性主笔，但也有女性的参与，比如巴黎的《女士报》（1759—1778）。在伦敦，伊莱扎·海伍德（Eliza Haywood）设法让严肃的《女性观察家》（Female Spectator）坚持了两年（1744年至1746年）。

这类报刊在19世纪取得蓬勃发展，由于提供了女性所热衷的时尚建议，吸引了大量拥趸。这一时期，开始投身其中，甚至有机会接管报刊。克里斯汀·莱热（Christine Léger）曾专门就《小姐报》（Journal des demoiselles）写过一篇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研究。该月刊由女性管理、创作并部分由女性出资运营。这本杂志内容多样，栏目不仅涵盖时尚、烹饪食谱、配有丰富想象力插图的旅行故事，还有“杰出女性人物”传记。此时传记类型作品正处于兴盛时期。女王和圣女类的故事取得巨大成功。在这种略显传统的表象背后，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些作品的选题和基调，都传递了一种希望通过教育、知识和工作来解放女性的意愿。人们建议年轻女性学习外语，因为翻译被认为是一项适合女性的理想职业选择。当然，对于限定女性从事翻译工作这件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毕竟是一个开始，在禁区中打开了一道缺口。

女性杂志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已经被女社会学家埃夫琳·苏勒罗（Évelyne Sullerot）的研究所证实。可以看到，出版商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潜在的女性消费者，引导她们的品位和购买行为。化妆品行业和家居行业也将目光瞄向了“杂志广告上的光鲜女性”形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仿效美国人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斯（Christine Frederiks），保莱特·贝尔内日（Paulette Bernège）推出杂志《我的家》（Mon chez moi），并与家电制造商联手，旨在将家庭主妇打造成使用精良设备的专业人士。也有女性利用这类杂志平台来推动妇女解放，例如在《嘉人》（Marie-Claire）杂志上，马塞尔·奥克莱尔（Marcelle Auclair）以非常自由的方式回答“心灵信箱”中的读者问题，捍卫了避孕权利，并提供了一些初步建议。这些也暴露出女性杂志的模棱两可的做法，它们既是塑造女性形象的工具，又是行为规范的载体，充满矛盾。

女性主义的媒体有更强的政治参与性。劳尔·阿德勒（Laure Adler）的研究展示了第一批女性记者的崛起，而米歇尔·里奥-萨塞（Michèle Riot-Sarcey）分析了她们在批评权力方面的政治角色。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媒体在公众舆论中的作用。她们具备专业精神，投身于媒体的舞台，同时也充满理想主义情怀。例如拒绝使用丈夫的姓氏，而选择使用自己本来的姓名。玛丽-让娜（Marie-Jeanne）、德西蕾（Désirée）、尤金妮（Eugénie）、克莱尔（Claire）等人一起掀起两大浪潮：1830—1832年，圣西蒙派报纸《自由女性》（La Femme libre）将民事权利（离婚权）和对自由（感情、爱情、性欲）的追求设为首要任务。乔治·桑在《印第安纳》（Indiana, 1832年）和《莱利亚》（Lélia, 1833年）以及她的生活中都对此进行了热烈的回应。克莱尔·德马尔（Claire Démar）在《我的未来法则》（Maloi d’avenir, 1833年）中谴责“滥情”使女性陷入劣势；可谓她自杀前的对男性统治的一次呐喊示威。

1848年由尤金妮·尼博耶（Eugénie Niboyet）、德西蕾·盖（Désirée Gay）和让娜·德罗安（Jeanne Deroin）主办的一系列报纸更加政治化、社会化。这些报纸主张女性享有工作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组建合作社；此外，还主张女性拥有选举权，尽管此项要求后来被拒绝。

这些最早的女性主义刊物，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独树一帜。它们除了使用反父权制的名称外，还开设了“女性读者论坛”，成功地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并激发了组建社群网络的构想。劳伦斯·克莱曼（Laurence Klejman）和弗洛伦斯·罗什福尔（Florence Rochefort）的研究表明，基于1881年的法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了现代新闻制度，使得该时期的女性主义报刊变得更加丰富多彩。1880年至1914年间出现了十多家女性报刊，包括奥尤伯丁娜·奥克莱尔（Hubertine Auclert）的《女公民》（La Citoyenne）等。其中尤其是玛格丽特·杜朗（Marguerite Durand）的《叛逆者》（La Fronde），称得上一次非凡的尝试。它最初是一份日报（1897—1901年），后改为月刊（1901—1905年）。《叛逆者》是一份完全由女性设计、编撰，甚至排版的报纸，在当时出版业对女性持有敌意的情况下，这绝非易事。

报纸从此成为法国乃至大部分西方国家中女性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同样，女性也开始进入此前一直被男性垄断的领域：新闻业。乔治·桑和德尔菲娜·德·吉拉丹（Delphine de Girardin）只是偶尔兼任一下女记者的工作，在此之后，如科莱特（Colette）、塞韦琳（Séverine）、吉普（Gyp）和路易丝·韦斯（Louise Weiss）等女记者则走上了更为明确和更具挑战的新征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女性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重大新闻报道，如安德烈·维奥利斯（Andrée Viollis），她在1935年就在《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上提醒公众关注越南北圻地区农民的处境。如今，女性新闻工作者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

除了上述传统资料来源之外，或许还应该加上口述史，即“无法书写者的自传”以及通过口述录音收集的资料。这一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异军突起，引起了研究热潮。可以说是在文化平民主义推动下进行的，旨在让工人与女性发声，不再做默默无闻的历史缺席者。女性在这方面具有双重身份：首先是作为私人生活的见证者（例如在一对社会活动家夫妇的口述记录中，丈夫更多在谈论他的行动，而妻子主要谈论家庭生活：这便是所谓的记忆角色的分工）；其次，女性也是自我的见证者。现代历史研究所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安妮·罗什（Anne Roche）和玛丽-克洛德·塔朗热（Marie-Claude Taranger）收集了马赛地区女性的回忆。她们将这些记忆汇集为一本名为《那些不书写的人》的宣言性的书籍。这本书既是一种方法论指南，又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例如其中的《一位马赛年轻女工的生活》（La vie d'une jeune ouvrière à Marseille）。

民间艺术馆和民俗博物馆，以及生态博物馆同样提供了大量有关女性日常生活的具有考古学意义的资料，例如巴黎玛约尔博物馆不久前曾展示过一个女裁缝的工作室。

有关女性史的资料往往与男性史的资料糅杂在一起。不过还是存在一些有专门女性资料的图书馆与机构。

法国国家图书馆被誉为“历史的海洋”，堪称女性史的源泉。馆内藏有诸多女性撰写的书籍和有关女性的书籍，大量的手稿［包括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西蒙娜·薇依（Simon Weil）的全部手稿］，以及最近经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INA）研讨汇编的音频、视频资料。我们还可以参考由安尼克·蒂利尔（Annick Tillier）所撰写的《指南》（2004年），其中包含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内有关女性（以及宗教历史）的印刷资料介绍，当然这些资料可能较为零散；不过还有手稿部门整理的资料清单，包括路易丝·韦斯（Louise Weiss）、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等人；还有阿森纳（Arsenal）资料库的清单，包括女演员与艺术家的档案；还有一份包含数百种图书的书目清单。《指南》的确是研究的一项得力工具。

在欧洲和美国（施莱辛格图书馆）的一些专门的图书馆也存有女性史的资料，例如著名的巴黎玛格丽特·杜朗图书馆，由玛格丽特·杜朗本人创立于两次大战间，获得过诸多捐赠。该图书馆收藏了上千本图书与文件，以及重要的报纸和手稿资料。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该图书馆已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研究场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Musea，这是由克里斯汀·巴贺（Christine Bard）和科琳·布舒（Corinne Bouchoux）创建的关于女性与性别历史的网上博物馆（musea.univ-angers.fr）。它提供持续更新的各类丰富信息。

这些对历史的关注使得这些资料被越来越多地挖掘，同时也是这些关注，书写着历史的篇章。至于史前时代，克劳丁·科恩（Claudine Cohen）通过对原始洞穴壁画及史前物品的独到解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原始女性的真实生活，她摆脱了宗教与情欲的束缚。根据洞穴壁画上的手印，史前学家可以判断出画者的性别，分析结果告诉我们，自古以来，女性就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其实我们早就这么猜测，只是现在更加确信了。因为她们的手印正是一种无言的见证。

《我的女性史》，[法]米歇尔•佩罗著，缪君译，向宇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