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海沦陷区的生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是傅筱庵当市长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对租界上的人民，丝毫没有影响；第二个阶段是汪精卫登场之后的一个时期，租界上就受到枪杀绑票的威胁；第三个阶段是日本人向英美宣战，日军开进租界后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就想到汪派的势力会跟着伸展到租界，但是实际上，日本占领了公共租界之后，除了币制和报纸的言论方面受到控制之外，日本人认为公共租界是日本军人所占，政治与汪政府无关，仍然沿用旧时公董局制度，不过总董却换了一个日本人，副总董名义上由中国人袁履登担任。
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
英美势力 扫除一空
“八一三”战事初起，国军退到南京之后，日本军人的每一种细小事情，大家传得很快，我记得有三件事。一件是乡民进出租界，日本宪兵一定要他们脱帽鞠躬致敬，同时还要略略搜查一下，搜到香烟，要他们拿出来看一看，如果是英美香烟，便会被掴一下耳光，如拿出来是大联珠，或金鼠牌中国香烟，他们就大喝一声，让来人过去。因此有许多乡下人，为了免除麻烦，特地买一包中国香烟，作为护身符。有些人就在鞠躬之后，出示香烟，简直像是通行证一般。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初时大家都想不出理由来。
第二件事，是市民经过北四川路桥堍，都要下车向站岗的日本宪兵鞠躬致敬。有一个西侨，昂昂然地走过桥面，略略向日本宪兵点头致意，这种情况中国人也有的，日本宪兵倒并不重视，而对这个西人却大肆咆哮，要他立正脱帽鞠躬，鞠躬之后，还伸出巨灵之掌，啪啪地连打了好几下耳光，而且命令这西人匍伏地上，日本人骑在他的身上片时，才放他走。
第三件事，北四川路桥渐渐放松了，市民坐人力车都可以通过，不过在车子上仍然要脱帽致敬。有一名西人，也坐了一辆人力车，行礼如仪，本来应该无事，谁知道宪兵竟勒令停车，命令车夫坐上车子，反让那个西人拉车。这件事使当时围观的中国人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租界上的西人，一向轻视华人，所以宪兵这一个措施，竟然有人叫好。
后来我们才明白日军的这种行动，都是含有反英美意义的。
珍珠港事变前夕，报纸上反英美的消息越来越显著，只知道日本的来栖大使与美国总统谈判，这时期，朋友相聚，无非谈些报纸不登载的时局推测。有人说日本人这次对中国作战，是陆军部单独主张“南进政策”，而海军部事事掣肘，认为“南进政策”是错误的，他们重大的任务是要采取“北进政策”，扫除英美势力，这样可以轻松地实行大东亚主义，将东南亚所有小国家并吞殆尽。
我对朋友间的推测，总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不过几个有资格的朋友说，中日战争，日军曾到过独山，再要打进重庆，时间越来越缩短了，而且看来国军有若干地方，脚步大乱，一切部署都落在事实之后，这个时候真是危险到了极点。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出路，希望英美加入战争，才可以解围。这不过是渺茫的希望，谁都不信会成为事实。
料不到日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大队日舰突然侵入珍珠港，对美国军舰大肆轰炸，美国的海军损失之大，是他们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又隔了几小时之后，日皇诏告天下，向英美宣战。
不久，日本人居然把一批英美人关进集中营，原来集中营早已布置好了。
这天报纸被抢购一空，因为报纸上刊有同盟社的电讯，说日军已攻打香港，怎样怎样顺利，又有一则电讯说英国最大一艘威尔斯号母舰，被日军炸沉。
后来，报纸上的电讯，只是说今日日军占领某地，明天占领某地，真是势如破竹，进展之速，出人意料。
当时上海人都敏感得很，形势究竟要坏到什么地步，任何人不敢想下去。汪精卫在这个时候，忽然和日本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内容要点有“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话，而且隐约说这是大东亚战争的开始，南京政府必全力支持。这个联合宣言，我看了六七次，心想说不定连我都会被征兵役，那可就不敢想象了。
汪精卫这篇联合宣言，仅是制造一些气氛，实际上，汪精卫所属的和平救国军及杂牌军队为数五六十万，这时逃役的人不计其数。因为这种军人志在领饷，混一口饭吃，而且还可以掳人勒赎，坐收当地烟赌的黑钱，现在既真的要参战，他们就开小差，溜之大吉了。
个中秘密 丑态百出
日本军队进占租界之后，起初还有抗日分子暗中在重要地方放几个炸弹，日军就用结绳而治的办法挨户搜查，过了一个短时期，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七十六号也接到命令，再也不准在租界上开一枪，而且暗中制止几个绑票头子，不准再有绑票行为，因此租界上的一般市民，反觉得安定下来。这是日本人的一贯作风，凡是占领了一个地区，就用这种手段来安定人心，我们一般居民的恐惧感也逐渐消失了。
起初，日军在太平洋作战，打一处胜一处，后来麦克阿瑟采取“跳岛战术”，一步一步反攻跳回。那时节，日本方面在租界上有两种措置：一种是要市民把短波无线电交出；一种是实行宵禁，对我们做医生的，发给夜间通行证。这种通行证检查很严格，中医一共发了二百张，西医发了四百张，所以一到晚上，全市灯光暗淡，人人觉得气闷非常。
战事新闻封锁得越厉害，谣言越是多，日本人接收了租界，含有抗日倾向的报纸即时停办，大家都感觉到心理压迫，有说不出的难过。
四郊的乡民到上海来，传出的消息比我们住在租界的人来得快，而且多数确有一些根据。
我们一般同等阶层中人，反而因为在家的时间多，出外的时间少，好像蒙在鼓中一般，要是利用电话探询，又怕闹出事来。有一个传说：四个人打牌，一个人大输而回，于是赢者打电话给输者说：“你高兴不高兴来反攻呀？如果想反攻，还有机会。”这原是打牌者的口头禅，不料电话有人窃听，竟闹出一场大祸来，所以我们打电话时，措辞十分小心。
那时节，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因为公司被毁于炮火，无事可为，就对我说：“你的诊所二楼地方宽阔，交通便利，何不用作朋友聚集之所，大家交换交换新闻。”我说：“好的。”从此每天下午五六时，总有七八个甚至十多个朋友到我这里来茶叙，我便备一些家常点心供客，大家谈上一二小时才散。
有一个朋友，对汪派伪府的情形相当熟，他说：“汪派以开枪杀人取得政权，但是他们自己人却也用手枪打来打去，派别之多，纠纷之多，是大家想象不到的。罗君强时常想打死李士群，李士群又派了许多特工，天天候着罗君强。梅思平又和丁默邨形同水火，而丁默邨又和李士群极不相容。周佛海和陈公博势不两立（按：将要胜利时，两人几乎要召集各方部队决一死战），后大椿被枪毙，耿绩之用手枪自杀，至于熊剑东屡次遭遇危险，林柏生因为分润不到，常在汪精卫面前挑拨是非，因此内部又常有许多自相残杀的事件发生，此外双方或三方还常利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毒毙吴四宝是李士群的杰作，最后李士群被毒死，又是罗君强的杰作。
“至于第二流角色，只要大家心里有不痛快，就引诱引起事端者到一个地方，砰然一声解决了这个人，然后在郊外掘一个坑埋了就算了事。七十六号里面埋掉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在税警团本部，也动辄打死自己人，用埋葬的手法掩饰事实，外界一点也不知道。”
一位朋友听了这些消息，连声叹息，认为汪派以暗杀起家，由于手枪多子弹多，后来就将这些变成他们自相残杀的工具。
又有一位来自北方的朋友说：“汪精卫到北平，他本来以统一政府首领自居，但是一到那边连碰了无数钉子，吴佩孚拒不接见，王克敏原是他幼年时的同学，到这时不谈政治，专门谈汪精卫与袁世凯交往的一些旧事，而且说：‘你的拜把子兄弟袁克定（袁世凯长子）住在颐和园内，现在老病缠身，穷得不堪设想，你何不去探访一下？’”
汪精卫听了这些话，明知是王瞎子在揭自己的疮疤，连面孔都红了起来。
日本人又逼他要到“满洲国”去会见康德皇帝（按：溥仪），这是一种更大的侮辱，溥仪本来是汪精卫革命的对象，现在要去向敌人表示友好，这是任何人所不愿意的，但是汪精卫处境如此，也不得不忍辱含羞地去了一次。
又有一位朋友说：“日本这一场战事，他们国内的钢铁已罗掘俱空，因此要汪精卫供应钢铁若干若干万吨。汪精卫则说：‘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钢铁？’日本人说：‘单上海一处，所有电车路轨以及钢窗铁门，只要你下令全部拆下来，数量已很可观，你说过同甘共苦，同生共死，这是义不容辞的。’汪精卫当即下令要拆路轨、钢窗以及英美人留下来的铜像。”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接到命令，家家户户都要拆铁窗铁门。我记得南市的电车路轨首先拆除，运到汇山码头，整整堆满了一个码头，连日军的行动出入都受到阻碍。虹口区的钢窗先拆，也搬到汇山码头。日军方面又说，目前船只缺少，拆钢窗的事，只能一步一步地来。后来形势日非，运输几乎停顿，所以租界上许多地方的钢窗得以保留，然而这件事已经震动全上海，上海市民无不切齿痛恨。
一个南京来的人说：“上海毕竟是福地，每户每月还有七度电可用，南京民间每户限用三度电，而且还要分区停电，常常一个区中连街灯都全部熄灭，洋烛早已被抢购一空，好多人家一到晚上只好乖乖地睡觉。本来夜夜笙歌的夫子庙，到了晚上也寂静无声了，所有舞女歌女都已变成暗娼。”那时节人人都穷，只有少数新贵才嫖得起。
一位朋友说，此时贪污成风，特别是汪派官员们，一掷万金，阔天阔地，但是币值天天在跌，小部分公务人员也活不下去，尤其是若干清闲的官署中人，如考试院、审计处、印铸局等都无公可办，也无粮可出，真是苦不堪言。
诸如此类的谈话，虽说是形容绝倒，但是都与实际情况差不了多少。
股票狂潮 由盛而衰
在抗战极激烈的时候，上海的币值一泻千里，大家都忙着囤货，但这是要有实力才能做到的。我和各界各行的人都有接触，有人劝我早做准备，保持币值，我就依了他们的话，最初每天诊金收入，除了开支，多余下来的钱，可以买白报纸两令，这时白报纸的价格，一天天直线上升，渐渐地我只能买一令，再过几天连一令都买不到了。又曾改囤阴丹士林布、糖精、奶粉之类，这些东西也天天暴涨，后来每天诊金收入，只能买三包洋烛，或仅能买英美香烟一罐。
再后来，多余的一些钱，什么也不能囤，只能买一两个银元。市民在这个时期，开口不讲别的，只问“你囤什么”？似乎除囤货之外，大家没有其他生计。
有钱的人以及新贵钞票太多，为了避免黄金美钞价格日益高涨，于是经济当局就导引这种泛滥货币到三家交易所去。本来上海有纱布交易所、金银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开战之后，交易清淡得很，此时，大家都从事于这项买卖，每天出入数字极大，因为币值跌得快，所以大家都赚了钱，钱越赚得多，参加人也越来越多，当时连伪府的新贵也混入其中做买卖。记得有一件事实，有一回纱布飞涨，七十六号的吴四宝做的是空头，有一位潮州巨商做的是多头。吴四宝这一次蚀本蚀得很多，他便亲自带了许多佩枪的人，到纱布交易所去，口口声声说要取缔投机，捉拿捣乱金融分子，这样一来，市价就在一天之中跌去了一半。其实这是吴四宝为了保持自己财产玩的把戏，那位潮州巨商竟在这次风潮中逃得不知去向。
从前上海上市的股票，大约只有一百种以内，对象有限，币值的泛滥无限，于是股票的飞涨也一天一天不同，一小时和一小时不同，股市中最火的是永安纱厂和新光内衣厂的股票。
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骏，在厂子开业时我就认识他，该厂最初的规模仅是小本经济，设在吕班路三德坊弄堂口，占据着一个弄堂的几间房，只有三架缝衣机，他的太太亲自坐在机旁工作，专为法租界一批穿西装的人修改衬衫（按：当时上海的原装衬衫衣袖太长，一定要经过修改），所以这个档口生意很好。傅君脑筋动得很快，就向外国订了裁衣机、缝衣机以及衣料等，在三德坊租了一幢楼，专门制造内衣，牌子叫作“司麦脱”，因为司麦脱三字是洋泾浜英语最流行的“时髦”。
不久，生意源源不断，货如轮转，连南洋及东南亚一带都向他订货，又因为宣传得力，于是他就迁出三德坊，开了一家很大的新光内衣厂。待到股票风潮来临，傅君的股票上市很早，他也相当有魄力，在虹口大连湾路购买一块空地，开始建厂，于是其股票列为小型实力股的第一位。
他在很短时期内，便把这块地皮造成一个大厂，于是开始大量生产，而股票越发越多。
傅君办事能力极强，在与女性交际方面的发展也很大，差不多著名的交际花都和他有相当的关系。老西门方浜路（今方浜中路）有一个姓牛的人家，他的家人有病都由我看。他家有一位小姐，长得好似天仙化人，仪态万千，竟然也是傅君的朋友。傅君的品格和谈吐，实在很粗鲁，料不到所交的女朋友，个个都温柔出众，真叫人艳羡。
后来股票市场停业，无数人手中都拿着一沓废纸。傅君也到过香港，但是他的手法在香港却打不开，最后移居台湾，郁郁不得志而逝，这是后话了。
向导新兴 形势大变
在沦陷时期，忽然出现了一种“向导社”。我第一次见到社中人，是在新雅酒楼吃饭时，邻座有四个朋友，呆坐着并不点菜，我问他们约了些什么客人，他们笑嘻嘻地说：“我们用电话叫了四个向导社的女子，她们答应即刻就来。”我就想到在报纸上也曾见到一家向导社开幕的广告，据说在外国也有这种组织，是专供陪伴旅客游览的，在上海这还是一种新兴事业。所以我也在隔座留意着，想看看来的人究竟是怎样的女性。隔了大约十分钟，果然见到四个女子走到他们的座位边来，穿的衣衫，一律是蓝色的布旗袍，看上去好似制服一般，她们入座之后，和客人有说有笑，有一个还大发议论，说导游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不过初次出来做这一行，有许多地方不熟悉，希望客人原谅。我听到她们谈吐很斯文，脸上并不涂得花花绿绿，一点也没有妖冶的姿态。
不到三个月，报纸上向导社的小广告，有如雨后春笋，总有百余家之多，这时就完全变质了，许多客人在吃饭之后，就把她们带到旅馆中去了。
当时向导员的收费是每小时一元，到这个时候，客人如果不作非分之想，坐满了一小时，她们拿了一元就走，如果客人另有企图，就要另给酬金十元、二十元，那么客人也得偿所欲了。
从这时起，一般人对向导社的看法就不同了，都把这种组织当作变相的妓院，而且不问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电话，向导女郎马上应召到来，旧时没有“应召女郎”的名目，实际上倒是开了应召女郎之先例。
向导社营业的进展快得很，顿使各家旅馆都客满起来，而且还有几家向导社便开设在旅馆中，随时有一种刊有向导女郎相片的宣传品塞进房中，有兴的话，就可以与来人接洽，片刻之间，便可达到某种目的。当时上海人将这种女子称作“向大人”，其时干这行的女子，已有几千人了。
不久，便有进一步的招徕。有一家“陶陶向导社”，他们觅到一个畸形生理的女郎，胸前有三个乳头，经小报一发表，居然门庭若市，营业鼎盛，该社的老板大发其财，而这个畸形女子也得到一个外号，叫作“三潭印月”。
又过了一个很短的时期，陶陶社扩充营业，径自在社中辟了几十个房间，让客人可以就地解决。后来好多向导社都响应起来，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这是沦陷时期发生的怪现象。
话剧风行 卖座甚盛
在沦陷时期，外国电影中断，国产电影产量甚少。我记得有一部外国电影叫作《碧血黄沙》，还有《出水芙蓉》等三五部电影，各头轮电影院，因为无片可换竟把这几部片子反反复复重映不已，但卖座依然不衰。
从前上海有一个由唐槐秋领导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电影院演出话剧，因为剧本好，演员好，以及音响效果好，所以把大批电影观众都吸引了去，生意好到要几日之前订座，否则就有向隅之势。
接着就有许多具有表演天才的人，也纷纷起来组织剧团，分别在各电影院中演出，卖座也很好，后来连歇业的辣斐舞厅也改演话剧了。
日本人有一种观念，中国老百姓都有抗日性，凡是卖座的戏剧，必定要派人去暗中察看，遇到台上演出稍有抗日意义时，就要召集团主谈话，甚至勒令停演。但是编剧都乖巧得很，有一出《桃花扇》，故事虽是明代的人和事，但这种人物的言行，一望即知是在影射当时某些降日的人物。这出戏当时卖座最盛，日军一度勒令停演，但是经编剧稍加修改，换了一个戏名，改称《李香君》，依然场场客满。
我友秦瘦鸥写过一部小说《秋海棠》，这时被改编为话剧演出，担任秋海棠一角的就是石挥，演罗湘绮的是沈敏，演得真是有声有色，一时卖座之盛，打破一切话剧纪录。日本人认为这种戏能这样卖座，一定与抗日有关，由日本文化部派了几个专员去观看，认为戏中的军阀袁宝藩，有影射日本军阀之嫌。经过了一场解释，才得以续演下去，一连演了几个月之久。
当时上海演艺界中，以张善琨最是长袖善舞，他拍摄电影，网罗全上海的电影明星，隶属他的旗下，他见到话剧如此发达，也斥资组织话剧团演出话剧。他的手面一向很阔，所以布景道具都不惜工本。其实，张善琨和后方倒有些联络，他对特工分子，往往供给匿藏之所，并借用汽车等。后来日本人泥足愈陷愈深，重庆分子希望张善琨演出一出爱国话剧来鼓励人心，张善琨就请人编了一出《文天祥》，由张伐主演，场面之大，人才之盛，耗费之巨，又打破了一般话剧的纪录。
张善琨口齿伶俐，任何事情能说得人动心，这出戏的上演，他知道会闯祸，就运用一种机智，在演出的第一晚就邀请日本方面的高级人员二三十名，临场观看，并事先举行一次招待会，说东亚人民爱国性都很浓厚，日本人爱国家，中国人在文天祥的时代，也爱自己的国家，所以这出戏是鼓励人民要有爱国心。这些日本人经他一讲，竟然也大点其头，等到入座观剧，居然也不断地拍手叫好。所以只有这出《文天祥》没有遭到日本人干涉，听说后方还有密电来嘉奖他。在将近天亮时节，张善琨到屯溪报到归队，万不料屯溪有吴绍澍、冯有真两个派系，极不相容，吴绍澍奉命邀请张善琨，冯有真却利用许多报纸，对张善琨大肆攻击，认为张善琨是文化汉奸，有不可宽恕的罪名。终于张善琨、童月娟吃了一场冤枉官司，但是监禁的时日并不长，经过了大家的保释，不久就出狱了。
在话剧界，爱国分子不在少数。我记得清清楚楚，民国三十一年（1942）一月二十日，报纸上登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说著名话剧女演员英茵，在十九日开了国际饭店七○八号房吞鸦片自杀，她以演《武则天》一剧出名。还有一出《海上春秋》，她饰演的角色是唐有壬夫人，该剧影射痛骂陈璧君，剧词痛快淋漓，致使日本人对英茵极注意。
后来在英茵住所，捉到一位担任秘密工作的平祖仁，于是日本人假手七十六号将平拘捕，百般拷打，将其打得死去活来。英茵多方设法营救，七十六号起初索贿二万元，英茵凑足了数目前去，岂知又变化了，加到四万，最后几天，又由八万起递加到一百万。英茵认为这个数目无法凑成，一月八日平祖仁便死在七十六号狱中，英茵在愤怒忧郁交集之下服毒自杀。
英茵是拥有无数观众的，出殡之日很多人捐款，在虹桥公墓买了一块坟地，足见当时的中国人尽管是在敌伪势力之下，具有爱国心的还是不在少数。
演员英茵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日本军队侵入中国内地，战争越来越激烈，报纸上天天在显著位置刊出战事电讯，中国军队的确尽了抗敌的力量，每一场战争，死伤的士兵都不计其数。看来最激烈的一场战争，就是台儿庄一役，日本人几度惨败，死伤无算，有若干地方，报纸上连地图都划不出，一般市民只是暗暗推测到国军作战的情况越来越困难。
战况如此恶劣，跑马厅中的日本驻军几乎每隔几天就升起一个大气球，气球下面拖着一条布带，带上面写着“日军攻占×地确保治安”字样。这样一来，市民都有些泄气，但是就当时上海市而论，因为各处的富翁以及难民纷纷逃来，房屋挤迫得了不得，而游乐、饮食事业都呈畸形的繁荣，当时市民口头常有一句感慨的话，叫作“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些人鉴于跳舞场的热闹情形，把这句话改成“前方抗战，后方跳舞”。说起来真是感慨系之！
中国军队冲入台儿庄，与日军巷战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舞女
晨舞开始 跳到天光
从前上海的舞场，规模都相当大，一流舞厅，都是自己购地或租地建造的，最著名的如百乐门、圣爱娜、仙乐斯、丽都、大都会、米高梅、维也纳等，皆有富丽堂皇的装饰，尤其是百乐门，舞池的地板是有弹性的，舞客跳舞的时候，更觉得轻松有趣，这种规模在香港是从未有过的。二流舞厅，数目更多，为大沪、国际、云裳、大东、大华、新大华等，至于三流舞厅，多到不计其数。
以上所说的舞厅，都聘有七至十余人的大乐队，只有三间小型的舞厅是用唱片伴奏的，一个是南京路上的“小都会”，一个是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的“小舞场”（租谢葆生住宅改的），还有一个是北京路的“胜利舞厅”。
当时各舞厅的票价，一流的都是一元三跳，二流的也是三跳，三流的是一元六跳，至于“小都会”和“胜利舞厅”的舞票，一元可跳十二跳或十六跳，唯有同样用唱片的“小舞场”舞票，竟然同一流舞厅一样是一元三跳。
那时舞厅里的舞女，一流舞厅总有六十至一百二十名，二流亦相仿，三流的不过三五十人。
旧时，附设于上海南京路大东旅社楼上的大东跳舞场
在这个时期，多数舞客是商人，因为当时经营五洋杂货的人，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夜夜欢乐通宵，挥霍无度，但是论舞客的品性来说，都是斯文有理，从来没有客人敢胡作非为。
即使客人看中某一个舞女，想追求她，也不容易，有人一天连捧几次场（当时舞女连做午餐舞、茶舞、晚舞），除了给正常的舞票之外，舞票中还夹带现钞，数字都不在小数。
我记得有一个煤业大老板，连捧一个红舞女达半年以上，结果得到的是口头上的谈情说爱，其他什么都谈不上。有人讥笑这个大老板，而大老板说：“越是这样，越是有趣。”
类似这种情况，不一而足。
当时上海若干舞厅当局，为了争取有利时间，创行了“晨舞”（早八时至中午十一时），舞客接下去一场连一场，一直可以跳到大天光。
我别的也不多写，舞女之中，竟有做爱国工作的，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百乐门舞厅的舞女陈曼丽。她亭亭玉立，非常美丽，在上海舞女之中，已红透半边天，每晚去捧场的是一些富翁和官绅名流、汪派新贵以及高层的日本人。
谁知道一天晚上，突然之间，她在坐台时间，被人用手枪砰然一声击倒在地上，血洒舞池，当场玉殒香消。后来有人说，这件事是七十六号的人干的，因为百乐门和七十六号相距甚近，租界当局对这件事，也含含糊糊地不加追究。
妓院冷落 名花转业
抗战前上海租界上，妓院的“淫”业最是发达，三马路四马路小花园，做这行的人说少些总有二三百家，到这种场所去的人是一些大商家、大阔佬和富家公子。
后来“八一三”炮声一起，当时全上海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去逛妓院，因此，各妓院的营业便一落千丈。更糟的是许多负有盛誉的妓女，纷纷转入舞场去当舞女，这时妓院已有不能支持的趋势。
妓院的开销很大，做鸨母的人，早已感到难以维持，待到大世界一个炸弹爆炸，死伤枕藉，鸨母们见到这种情况，已无意再支撑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妓院的房屋分别出租，按月收取租金度日。
民国时期，上海福州路上的会乐里，是当时的“红灯区”
因为那时节，空的房屋很少，风声一传出去，四面八方的人都来租借，也不问这住所前身是什么，这些人一住进这间屋，再也不肯搬出，因此妓院就无形消灭，只有极少数鸨母，硬撑住不肯出租房屋，仍想继续干这一行，但是一切供应已大非昔比。仅就香烟而言，茄力克已变为三五牌，不久，又由三五牌变为白锡包，这样一来，派头就越来越小。本来妓院的收费是论三节结账的，而此时货币贬值，什么账都不能拖，一拖便贬值，所以妓院也就难以存在了。
（本文摘自陈存仁著《抗战时代生活史》，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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