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西门子前全球总裁冯必乐（Heinrich von Pierer）。
7月初是德国最热的时间。7月1日，西门子前总裁冯必乐在德国埃尔兰根的办公室内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
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记者，冯必乐非常重视。采访开始前，84岁的他打开了空调，穿上厚厚的西装，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过去与中国各个层级的交往。
冯必乐出生、成长在毗邻纽伦堡的埃尔兰根，那里也是西门子一大技术园区所在地。1969年，他加入西门子，属于当下不多见的“德国式总裁”，职业生涯仅为一家企业工作。职业生涯中，他来华访问超过50次，其间推动成立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APA），帮助德国企业“走出去”。
冯必乐思维敏捷，在他这个年龄还是有点让人出乎意料。他仍能准确记起1985年西门子和中国政府签署长期合作协议一事。西门子是首家和中国深入合作的外企。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冯必乐最喜欢的一句中国谚语。他对德国人解释称，这是德国人与中国人做事追求长期利益的共同文化，所以西门子同中国做了100多年生意。
放眼未来，冯必乐谈到了双方的良性竞争。在他看来，德中政府、企业等层级合作良好，但竞争无法避免。一旦对合作持开放态度，就会有良性竞争。
“回到北京就像回家”
澎湃新闻：您曾称“回到北京就像回家一样”，至少50次来华，为何会对中国如此感兴趣？回顾上百个西门子在华的项目，您最看重哪一个？
冯必乐：1985年，西门子有幸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全面、长期的合作协议，是首家应邀和中国进行如此深入合作的外国企业。
我记得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当时就在中国建立核电站进行谈判，但由于中方担心融资负担，这个项目停止了。
当时，西门子在（北京）民族饭店有一间办公室，大概有8名员工。现在，西门子在中国很多地方都设立了办公室，有32000名员工，变化很大。
1985年后，我们开始（向中国）转让技术，在中国建立超过70家合资企业。我一直相信中国市场，相信中国人民，相信我们能在中国找到的优秀朋友。
澎湃新闻：您与许多中国人打过交道，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或人？
冯必乐：我当时遇到了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官员。当时，中国政府和西门子之间成立了协调委员会，我记得曾和一位高级官员讨论了很久，虽然他立场强硬，但也有意合作。我还和他进行过一场网球赛，最终我输了。
澎湃新闻：20世纪90年代，西门子在中国建立了数十家合资或独资企业，迅速本土化生产。您如何推动总部接受“聚焦中国”的战略？是否曾面临德国股东、工会或社会舆论的压力？
冯必乐：谈到（西门子）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推动在华业务时，我没遇到任何股东和代表的反对。他们非常理解，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市场。
（中国）经济开放之后，每个人都相信中国会有美好的未来，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在说服董事会成员和西门子的员工时，我没有遇到太多问题。
“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不是好主意”
澎湃新闻：您是德国经济界亚太委员会（APA）的创始主席。设立APA的初衷是什么？具体事务上，当政府和经济界观点不同时，APA会怎么做？
冯必乐：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有机会和时任德国外长金克尔（Klaus Kinkel）讨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发起一项亚太倡议。与此同时，德国经济界也开始提出类似倡议，或多或少地推动德企形成了APA，金克尔说服我出任主席。
那时候我的工作重心更多在帮助德国企业，而不是西门子。这些企业明白如何处理自身业务，一些中小型企业想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德国政府的帮助下，给他们提供建议。
据我所知，现在在华德企数量至少有4500家，有大量的工作岗位和超过1000亿欧元的投资，进展很顺利。
澎湃新闻：2023年7月，德国发布首个中国战略，希望继续与中国开展经济等各方面合作，强调降低风险而不是脱钩。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政策关键词，中国继续保持着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德正如何塑造两国企业和经贸的合作？如何看待未来德国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冯必乐：我认为，我们与中国政府、企业、商业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竞争，且竞争越来越激烈，因为中国公司非常成功。
现在，我们要在气候保护上合作，这对中国、世界、德国都很重要。在其他领域，我们与一些中国公司合作，但也在一些领域是竞争对手。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最近几年的成功，那么竞争将加剧。
澎湃新闻：欧盟提出对华“去风险”而非“脱钩”。近年来，中欧间经贸问题常受国家安全因素泛化的影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搁置，如何看待政治和经济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平衡保护国家安全与对外市场开放？
冯必乐：有关“脱钩”或“去风险”，一些人认为，欧洲公司太过依赖中国。但商界人士一直认为，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不是好主意。这是一种策略，中国公司也会遵循。
（欧洲）还有其他重要的市场，APA是亚太委员会，帮助整个亚太地区国家发展业务，例如印度。未来，德国需要技术主权，这也是中国试图争取的，技术依赖并不是好事，中国和德国都不想要这种依赖。
开放合作才有良性竞争
澎湃新闻：中欧、中德文化有差异，近年来错位认知成为了一种高频词汇。您在中国常年工作和洽谈，是否遇到过“德国效率”与“中国弹性”之间的理念冲突？您从中得出的经验是什么？
冯必乐：我一直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伙伴的闭门决策，让我们有时难以理解他们的立场。
但我不想夸大，因为我没有（因此）遇到很大困难，而是正常进行谈判。我对全世界的国家都很感兴趣，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首先要倾听，而不是讨论。
澎湃新闻：一些企业家认为，德企在华已完成从“投资者”到“在地利益相关方”的转型。还有人谈到，中欧在新能源、数字工业等领域正从互补走向竞争。德国企业越来越难从同中国的投资与合作中受益。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德企在中国市场应如何找准定位？
冯必乐：据我所知，德国企业无意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情况正好相反，一些公司宣布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比如巴斯夫最大一笔在华投资是100亿欧元。还有西门子，宣布在成都扩建工厂、在深圳建立基地。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谈论工厂，还要谈论研发，因为中国在研发方面非常强大，德国公司可以从（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中受益。其中一个例子是，西门子宣布将在中国推出20款新产品，这些产品是中国人在中国，专门为本国市场开发的。
西门子拥有超过175年的历史，深耕中国。我相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将拥有光明的未来，我们希望参与这个巨大的、拥有超过14亿人的市场。
澎湃新闻：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回顾过去，聚焦当前中欧共同的挑战，比如美国关税。你如何看待中德、中欧的未来经贸合作？
冯必乐：我认为在未来3到4年里，不论在（欧盟）与美国，还是与中国的关系中，德国新总理（默茨）都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有德国企业在中国会遇到挑战，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公平竞争环境。这些企业认为，如果进行公开招标，他们在融资方面处于劣势，难以和中国企业竞争。另外，如果有国际业务，就必须把企业内部的数据转移到德国，这很重要，但现在受到一些法律的影响。我想我们必须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
澎湃新闻：放眼未来，面对未知与不确定性，您最想对中欧或者中德年轻人说什么？
冯必乐：对合作持开放态度，就会有良性竞争，德国人对此态度积极。
德国现在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有超过100万的乌克兰难民。我个人真正希望和平，如果中国能在此之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我们会非常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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