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起源》相遇《西厢记图册》，百余中西珍贵典籍上海展出

澎湃新闻获悉，5月24日，“星丛——中西典籍互鉴展（Stella: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s Exhibition）”在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对外展出。这不仅是朵云轩成立12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更是一次跨越时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深度对话。展览共展出中西珍贵典籍合计约110余种，众多展品均为首次在上海进行公开展示，包括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第三版、第四版等多个珍贵版本，与之对照，首次向公众呈现近代中国思想家、翻译家严复译著《社会通诠》珍贵手稿原件，以及明版孤本《西厢记图册》等。

展览聚焦中西书籍在装帧技术、书写方式、主题构成、审美意趣等方面的具体特点，展现书籍如何作为“微光”照亮各自文明的进程。同时，通过呈现书籍在不同文明间的流动与对话，强调中西文明互鉴的平等性，揭示文明交流的双向性与互惠性。

展出现场的中国古籍善本

展出现场

展览现场中，可以看到有大量典雅精美的中国古籍善本，如明版孤本《西厢记图册》，也有奢华的镶嵌宝石西式装帧书籍。

此次展览共展出中西珍贵典籍合计约110余种，众多展品均为首次在上海进行公开展示，是近年来上海集中展示珍贵中西典籍的一次高质量精品展览，凭借朵云轩“全产业链艺术矩阵”的强势推介，旨在通过艺术赋能“书香上海”建设，并为今后的出版业发展提供一些借鉴思路。展览全部采用珍贵典籍的原件进行展示，分为“独曜——中西装帧技艺”、“交辉——西文里的中国”、“融熠——文学的情感共通”、“星梦无垠——儿童文学的想象之旅”四个板块。

“这次展览展出了中国古籍善本、名家稿本和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量文艺名著典籍，琳琅满目，显示了中西印刷文化的不同路向和各自所达到的高峰。在我看来，这是今年上半年上海所举行的最精彩最有文化含量的专题古籍展览。”知名学者、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说。

展出现场

其中，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书籍从早期简策装、卷轴装演变到经折装、旋风装，直到宋元时期出现蝴蝶装、包背装，进而在明清时期定型为大家所熟知的线装书，体现了中国古代书籍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与之对照，西方古代书籍从莎草纸卷轴记录过渡到手抄本，随着15世纪中后期古登堡印刷术的诞生，西方书籍在手工装饰、烫金封面等装帧技艺上，呈现出与中国书籍迥异的审美方向。以最具盛名的《鲁拜集》为例，自19世纪中叶以来，《鲁拜集》在欧美地区掀起“鲁拜集狂热风潮”，同时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装帧版本，如：珠宝装帧版本、彩绘封面版本，艺术名家插图版本等。此次展览即遴选出各种精品装帧《鲁拜集》20种，进行集中展示。

《鲁拜集》

严复译著《社会通诠》

书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此次展览特别展示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第三版、第四版和澳洲版等多个珍贵版本，与之对照，首次向公众呈现近代中国思想家、翻译家严复译著《社会通诠》珍贵手稿原件，以期让广大读者观众直观了解“进化论的进化”历程以及“进化论”思想的社会运用，并一睹“适者生存”这句话最原始的中西文本出处。

《西厢记图册》

此次展览颇具视觉冲击的是《西厢记图册》中西两种印刷复刻版本的对话展示。原版《西厢记图册》现收藏于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由吴兴闵寓五氏主持刊印的明版孤本套色画，因此又称为“寓五本”。1977年，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曾将这套明刻套色版画影印发行。朵云轩自1900年创立传承木版水印技术至今，将木版水印技艺提升为一门综合绘画、雕刻与印刷的再创造艺术。1980年代末，朵云轩以科隆版《西厢记图册》为底本，以木版水印传统技艺重新付梓，经过三年打磨，于1990年印成《明刻套色<西厢记>图册》，限量编号发行300册，凭借精湛的技艺重现了原版的神采。两个版本的首次相逢展示，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也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通。

弥撒经残叶（贝里公爵工坊遗珍）

插画技艺在书籍装帧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国近代著名插图画家埃德蒙·杜拉克艺术风格多变，作品具有强烈的装饰性与东方色彩，此次展览中由杜拉克进行插图创作的书籍包括《鲁拜集》、《冰雪女王》、《一千零一夜》、《钟声及其他诗篇》、《金银岛》等。与之对照，中国的木版水印技艺在书籍制作、传播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朵云轩为此精选木版水印《十竹斋画谱》、木版水印《楚辞集注》、木版水印《共产党宣言》，可一睹东方风采。此次展览，另有各种珍贵文学作品签名本，如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早期签名本《尤利西斯》等。

《鲁拜集》

开幕式当天，朵云轩集团还精选了朵云轩库藏的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精写刻顾广圻批校本《战国策三十三卷》，作为开幕第一周的特别展示。全书线装一函四册，由清代著名校勘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顾广圻自清嘉庆二年始以卢见曾雅雨堂精刻本为底本，据梁溪高氏本、影宋抄本、元代吴师道本校勘。历时六年，通篇丹黄璀璨。卷末有顾广圻手书“嘉庆八年黄荛圃重刻此书为之校雠”“嘉庆二年四月，顾广圻校”等字样。当为黄丕烈刻书之校勘底本。成书过程还涉及钱谦益、顾之逵、鲍廷博等明清鸿儒。中国藏书界，历有“顾批、黄跋、鲍校”一说，但凡古书，经其中一人之手，便如寒士入龙门。作为“清代校勘第一人”，顾广圻素有“不校校之”的观点，对现今编辑出版事业亦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