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传：生活就是反抗》，[法]让-伊夫·弗雷迪内著，王政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7月出版，402页，108.00元
在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一方面，他的政治活动时间并不长。从1914年10月发表第一篇政论算起，到1926年11月被捕入狱，葛兰西实际从事政治活动只有十二年。可以说，他刚登上政治舞台没多久就被迫与世隔绝，直到他去世前都处于长期被人淡忘的状态。另一方面，与这种淡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葛兰西在狱中孤独思考的成果——《狱中札记》——却借“欧洲共产主义”的东风成为“显学”，欧洲各共产党争相援引其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苏联解体后，伴随着西方知识分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产生动摇，葛兰西的观念又被各种号称左翼的思想流派当作法宝，构想出形形色色抵抗资本主义的方案，以至于尚塔尔·穆芙（Chantal Mouffe）声称，一个可以称之为“葛兰西主义”（Gramscianism）的思想阶段来临了。
生前沉默与身后喧嚣的反差使葛兰西的形象暧昧不明，成为当代思想界“著名的陌生人”（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语），而新近翻译出版的法国思想史学家让-伊夫·弗雷迪内（Jean-Yves Frétigné）的《生活就是反抗：葛兰西传》一书则为重新理解这位“著名的陌生人”提供了新的路径。
汉语世界翻译的葛兰西传记作品主要有三种：一是隆巴尔多-拉第斯（L. Lombardo Radice）和卡尔朋（G. Carbone）合著的《葛兰西的生平》（Vita di Gramsci）（黄荫兴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系从俄文版转译），二是朱塞佩·费奥里（Giuseppe Fiori）的《葛兰西传》（Vita di Antonio Gramsci ）（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三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著，恩内斯托·拉焦尼埃里（Ernesto Ragionieri）编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中文名为《陶里亚蒂论葛兰西》，袁华清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几部译著对中国学者理解葛兰西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很大帮助，但其问题也很明显。首先，除费奥里的《葛兰西传》以外，其余两部作品均为通俗性的小册子，篇幅所限，导致读者无法深入了解葛兰西生平与思想的细节；其次，这些作品大多有意大利共产党的官方背景，因此也多有出于宣传目的而神化葛兰西之嫌，阻碍了人们对于真实的葛兰西形象的认识。
弗雷迪内的这部传记试图用一些新发现的材料，深入挖掘葛兰西生平的细节，为读者呈现其思想的更为清晰生动的面貌。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以一种“完成”的方式先入为主地设定一个葛兰西形象，然后通过一系列生平材料的堆砌来佐证这一形象的正确性。相反，它是通过梳理“葛兰西与陶里亚蒂、葛兰西与意大利共产党的私人关系和政治关系”（第6页），为我们详细呈现了葛兰西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以及他如何从一个撒丁岛的穷学生艰难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领袖。也就是说，弗雷迪内更看重思想萌芽、生成和演变的动态历史，而不看重最终成型的思想结果，更不以后设视角回溯地建构思想的来路。
这种思考路径直接针对的是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共制造的“葛兰西神话”。陶里亚蒂曾不遗余力地把葛兰西塑造为意大利共产主义的殉道者形象，在《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袖》一文中，他以近乎膜拜的语气为葛兰西这样定位：
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史上，在意大利文化和思想史上，安东尼奥·葛兰西是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位真正、全面、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是第一位彻底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革命学说的人，他最先理解和掌握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作出的新贡献。他最先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确定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这种使命并具备完成这种使命的能力，他奋斗了整整一生。（《陶里亚蒂论葛兰西》，10-11页）
这样的盛誉一方面肯定了葛兰西的历史功绩，但另一方面也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葛兰西是一位天然的马克思主义“先知”。为了强化这种印象，陶里亚蒂甚至建构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对葛兰西早期思想的影响（89页），仿佛葛兰西直接继承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衣钵。这种线性的思想谱系无疑简化了葛兰西的复杂性，也简化了他由幼稚到成熟的思想历程。弗雷迪内在谈及为什么要写作一部葛兰西传记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自觉，他说：
传记仍然是避免将葛兰西简化为“武器库和工具箱”的最佳解药之一……如果说频繁诉诸某些套话的做法曾让葛兰西在人民之中广受欢迎，那么如此举动也可能会严重肢解他的思想，就像马基雅维利被还原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那样！……冒着简化有关葛兰西思想后世影响的争论的风险，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种解读方式，即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葛兰西和超越了这一意识形态的葛兰西。（第5-6页）
这里的“共产主义者的葛兰西”指的就是被意共符号化后的空洞的葛兰西，而“超越了这一意识形态的葛兰西”则代表着弗雷迪内要塑造的更加鲜活生动的葛兰西形象。这一区分是贯穿于弗雷迪内整部传记的一条主线。
在弗雷迪内看来，葛兰西形象的这种鲜活性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思想发展存在一个稚嫩的“学徒期”，其大致的时间范围是1914至1918年。在这期间，葛兰西的思想主要受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加埃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二是以克罗齐（Croce）和金蒂莱（Gentile）为代表的观念论和行动主义哲学。这两种思潮共同塑造了葛兰西重视人的主观精神意志，“拒绝一切抹杀人在塑造历史过程中创造性能力的自然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态度”（55页）。他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对历史主义思维方法的青睐以及对教条主义的反感，实际上都和这种早期的思想渊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未经反思的自发思想的作用，青年葛兰西的很多观点和做法实际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例如，在面对意大利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意大利社会党主张“绝对中立”，但葛兰西在1914年10月31日的《人民呼声》发表文章，主张“积极而有效的中立”。在他看来，“历史必须从创造中产生”（71页），而“绝对中立”恰恰意味着呆立在历史之外消极等待，意味着“过于天真的沉思以及对我们责任的佛教徒式的放弃”（71页）。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欣赏墨索里尼这个狂热的好战分子，因为他认为墨索里尼身上体现出了某种“现实的具体性”以及对“教条的形式主义”的反抗（71页）。弗雷迪内认为，这种态度对于当时的葛兰西而言并不意外，因为战争对于彼时的葛兰西而言更多地是一种在文化与伦理意义上“实现意大利民族凝聚力的潜在要素”（72页），借助这种要素，他“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者该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来摆脱乔利蒂主义的束缚”（72页），从而把意大利从一种沉闷、堕落的状态中提振起来。在这种战争观念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葛兰西在前辈思想家影响下已经内化于心的反机械论、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并非抽象地反战，而是在意大利的具体形势，在社会党的具体任务中判断战争的性质和功能。这是其历史主义的典型表型。但另一方面，正如弗雷迪内尖锐指出的，葛兰西当时的思想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因为他的头脑中并没有“列宁正在发展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概念”（72页），他对战争的理解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浪漫主义气质。这也最终导致他背上了好战者的恶名，在党内长期遭受排挤。也就是说，反机械论和反教条主义这些闪耀在青年葛兰西思想中的亮点此时尚未经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仔细过滤。由此导致葛兰西只注意从单纯的“具体”角度把战争视为促进意大利本土涅槃重生的手段，而没有像列宁那样具备一种高瞻远瞩的全球性视野，从宏观与整体的角度出发判断战争的性质与功能。
此外，弗雷迪内还提到，十月革命前的葛兰西基本上仍秉持着线性历史观。例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91页），而意大利之所以落后恰恰就在于它是个冒牌的、不充分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在葛兰西看来正是乔利蒂主义，因为它“总是意味着保护性关税、国家集权与官僚专制、议会的腐败、对神职人员和特权阶级的维护、对街头示威者的开枪镇压以及不可见人的选举谋略”（91页）。为了批判乔利蒂的统治，葛兰西甚至对英国大加赞美，认为英国“是一个以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著称的国家……也即一个仅仅行使基本职能而不对竞争进行约束的国家”（90页）。可以看出，此时的葛兰西对于自由主义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弗雷迪内则尖锐地指出，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在葛兰西的判断中是缺席的，他“把资本主义简单地设想为国家之间基于经济交往而形成的经济联合体，而完全忽视了敌对的军事扩张主义之间的冲突”（94页）。
弗雷迪内着重探讨的这两个思想事件颇具典型性，而这些内容在已有的传记作品中则是欠缺的或语焉不详的。即使在费奥里撰写的权威传记中，对于前者也仅用半页篇幅做了简单介绍，而对后者则完全没有提及。这些思想事件表明，葛兰西的思想发展并非像陶里亚蒂所夸示的那样一帆风顺，其中有弯路，有曲折，既闪耀着独特的思维光芒，亦充满着无法避免的误区和盲区。而这种理论上的冲动与无知相混杂的状态恐怕才正符合一个处于探索中的青年革命家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正如阿尔都塞在论述青年马克思时所说的那样，任何思想家都有其“开端”，“都必须在某日某地诞生，然后在一定的世界中开始思想和写作……这个世界就是当时他生活的意识形态世界”（《保卫马克思》，62页），但人们往往容易脱离历史语境，把“后来的意识投射到这个时代”，误认为思想家的意识是现成得来的。陶里亚蒂对葛兰西的神圣化，不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方法的活标本吗？弗雷迪内的著作则尽可能还原了葛兰西的思想现场，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之前，“葛兰西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多地受到其新观念论背景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01页）。这对于陶里亚蒂的“葛兰西神话”起到了祛魅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葛兰西早期思想及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
除了对葛兰西思想发展的历程做了详细描述外，弗雷迪内的这部传记还补充了葛兰西生平的许多重要细节。其中的很多材料在之前的传记作品中是未曾见到的。比如，1937年葛兰西逝世后，陶里亚蒂曾在纪念文章中把葛兰西说成是贫农出身。但弗雷迪内通过调查研究却发现葛兰西一家在撒丁岛实际上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精英家庭，其父是公务员，其母则识文断字，拥有娴熟的意大利文读写能力，这种组合在当时文盲居多的撒丁岛已算得上是顶流配置了（16页）。因此，弗雷迪内大胆断定，把葛兰西塑造成贫农不过只是一个意共“为信仰编织的传说罢了”（16页）。此外，本书还详细叙述了在苏联主导下营救葛兰西的数次尝试，以及意共党员格列柯致葛兰西的信给营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五、六、七节）。这个内容在前面提到的几部传记作品里都没有具体涉及。但弗雷迪内却花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包含的种种隐情。当然，弗雷迪内提供并分析这些材料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相反，借助这些材料，弗雷迪内真切地反映了葛兰西与不同利益集团——它们包括苏联、意共、共产国际、意大利法西斯、梵蒂冈教会——及其家人朋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通过这些关系又折射出葛兰西的多重人格特征：他拥有强烈的求生意志，拒绝“毫无意义的牺牲”“一丝不苟地致力于维护自己微薄的囚犯权利”（231页）；他拥有一种病态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不仅源于组织和同志对他的抛弃，亦源于妻子茱莉娅对他的长期冷漠；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的身体机能近乎崩溃，为了获得较好的医疗条件，他不得不向墨索里尼签署声明，“保证不会利用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境内或境外进行任何宣传”（313页）……从弗雷迪内的这些描述中，读者不难看出一个情感丰富、细腻，甚至略带衰颓之气的葛兰西。虽然这并不符合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期待，但这至少是一个与时代与生活进行过斗争的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圣徒文学所塑造的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殉道者”（314页）那种符号化的形象。对这种鲜活的人物个性的突显，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在历史与社会生活的流动状态中把握其思想。
弗雷迪内的这本传记并非研究葛兰西政治思想的理论专著，所以我们很难在其中看到对葛兰西理论命题的专门分析。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传记略不及费奥里的版本。但是，他在葛兰西生平史料钩沉、思想演进脉络梳理、破除固有的葛兰西形象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较为出色，并且为葛兰西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比如，“青年葛兰西”的形象在弗雷迪内的传记中呼之欲出。如今，人们大多把葛兰西研究等同于《狱中札记》研究，但对其青年时期的思想状态关注较少。那么，“青年葛兰西”是否也像“青年马克思”一样，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实际上，弗雷迪内的传记中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样的一种“断裂”，并且把这个断裂点确定为俄国十月革命，而这自然又引发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葛兰西和列宁主义是什么关系？能否在无视列宁主义的情况下，仅仅用“领导权”“阵地战”这些概念范畴概括葛兰西的思想？诸如此类，都是可以从弗雷迪内的这本传记中引申出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必将引领读者走向思想与历史彼此交织的、更加纷繁复杂的世界。因此，无论是就对老问题提出的新见解而言，还是就开拓出崭新的问题领域而言，弗雷迪内的这本《葛兰西传》都是值得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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