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分析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案例及存在的问题

　　2025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于10月16日-18日在上海市黄浦区世博园区召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出席并发表演讲。

　　丁志杰分享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案例及存在的问题。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这一目标，完成度相对较高，但仍存在地区差异和可持续投资不足等问题。

　　他以越南、巴西、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指出越南大力推广太阳能光伏板，但电网系统未同步升级，导致清洁能源无法有效输送和消纳；巴西在发展端投入巨大，但消费端激励措施不足，形成了上游是绿的、下游是碳的格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有大量国际资金涌入建设光伏电站和微电网，但40%的可再生项目投运3年之后出现效能下降甚至停运，原因包括缺乏专门运维资金、当地技术人员不足以及电费电价超出居民支付能力等。

　　丁志杰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智能层面的体制问题以及国际推行的标准与实际脱节。绿色转型的成功不仅是投入多少，还是真正融入当地的发展与脉络，激发内生的成长动力，绿色转型才有可能从理想走向现实。

　　2025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WGDO）与新浪集团联合主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Foundation）北京办公室协办，新浪财经与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北京代表处承办，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支持。

　　以下为发言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来宾，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和各位相聚在这里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从4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历程，我们看时间预计，我们知道2015年通过了2030可持续发展历程，已经走过了10年，我们必须承认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比当初预想的缓慢和复杂得多，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倒退，数据显示尽管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关键领域取得进展，但是在很多的领域还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比如说全球饥饿的人口的比例依然高企，每11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面临饥饿，这个是今年6月份世界银行调整的极端贫困线，使得全球贫困人口又上升了10%，缺乏20亿人群缺乏安全的饮用水，环境方面2030年被确认有纪录以来的最热的一年，高出平均，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债务偿还成本创下1.4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我们面临的似乎并非纯粹的资金短缺的问题，以能源领域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可再生能源巨大远超可再生能源，在投入和产出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实际占比距离2030年的目标还很大。

　　这让我们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资金不是唯一的瓶颈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答案？证据指向两个核心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和执行能力，许多项目因后续维护和管理跟不上。

　　二是全球ESG标准和本土化需求之间存在着脱节，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出生在安徽的农村，我要告诉我在农村的弟弟怎么做的话，我觉得他在当地的表现肯定是格格不入。投入的资金无法精准有效的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今天尝试把它作为演讲的起点，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转变怎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关键是如何将全球理念转化为各国的内发的制度设计和经济需求。

　　第二个问题，清洁能源案例。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3个大的领域，内容包括消灭贫困，健康教育，性别平等，气候行动和全球合作等，我重点想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7项，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站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7项目标的完成度相对较高，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取得显著的成效，当然存在地区差异和可持续投资不足等问题，通过越南、巴西、撒哈拉以南非洲三个地区的案例，与大家探讨共享绿色转型中值得深思的故事。

　　在越南我们看到高速安装难以消化的问题，大力政府大力推广太阳能、光伏板，装机容量迅速的增长，然而电网系统却没有同步的升级，导致许多清洁能源无法有效输送和消纳，这就像是一个庞大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吃很多却消化不了。

　　而在巴西情况呈现的是另外一种结构性矛盾，这个国家在发展端投入巨大，水电和生物质能发展迅速，但在消费端激励措施明显不足，传统能源依然占据主导，结果形成了一种上游是绿的，下游是碳的格局，发电端越来越清洁，用电端却依然高碳，这种头重脚轻的模式让绿色转型难以深入。

　　非洲，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这个地区实现普遍的电力接入，每年需要300-500亿美元的投资，当地政府平均提供10%的资金其余都需要依赖国际援助和融资，在过去20年里，国际资金不断涌入这个地区，将大量的光伏电站和微电网，然而非洲开发银行2023年的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40%的可再生项目投运3年之后出现效能下降甚至停运，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微电网项目初期良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设备需要维护，但是没有安排专门的运维资金，系统出现故障找不到受到培训的当地技术人员，电费电价也吵架了居民的支付能力，导致用电需求持续低迷，也就是说买不起，最终曾经带来希望的项目就逐渐荒废。

　　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二：

　　一，智能层面，在72家区域电力公司中约一半保持着垂直一体化的国有结构，面临着财政赤字和电价管制的双重压力，制约了他们的参与意愿。

　　二，国际推行的标准往往与实际脱节，比如说偏远的非洲乡村过于强调高标准的透明度和治理规范，忽视了当地经济基础和社会的承受力，那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因为缺乏本地化的运维机制和市场支撑，最终难逃建成即闲置的命运。

　　绿色转型的成功不仅是投入多少，还是真正融入当地的发展与脉络，激发内生的成长动力，绿色转型才有可能从理想走向现实。

　　第三，中国经验可借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走出的绿色转型之路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与西方的减排模式不同，中国探索的是一条将绿色转型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道路，背后离不开制度创新和科技发展。

　　首先，重视制度建设，将绿色发展目标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中，通过将环保表现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为绿色技术、产业和市场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我们也积极利用市场力量，建立全国现在碳排放交易体系，这些努力成效显著，到去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35%，单位GPD能耗大幅度下降，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

　　善用市场机制激发内生动力，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引导大量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目前中国的绿色信贷余额位居全球前列，不仅推广了绿色技术，也让绿色产业本身具备了盈利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最后采取渐进式转型策略而非一刀切。

　　在推广新能源汽车时我们并未强行淘汰传统车企，通过双积分的战略给企业留够时间，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施策确保转型过程平稳有序。

　　中国的经验表明，通过制度保障，市场激励和改革，绿色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这条兼顾现实与长远的道路或许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一种新的思路。

　　最后，考虑本土情况以激励内生动力，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关键是如何让各个国家获得内生动力？换句话说发展不能只是靠外部输血，关键靠自身具备造血能力，回顾过去几十年，我们从华盛顿故事的教条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或者是转型的一些规律，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要方。发展战略不能是拿来主义，必须是量身定制，必须根植于本国最紧迫的议题，现有的能力和独特的制度现实。

　　如何让这个本土的种子生根发芽？就引出第二个制度必须是内生而不是移植的，制度不是一本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更像是一个生命体，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在协商中调整，在试错中逐步成长。

　　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种渐进式制度演进的深度体现，但没有合理性这种会变成空中楼阁无法真正执行，而让内省的制度有效运转绝对离不开第三点，坚实的国家能力，没有行动力的政府再理想的政策无法落地，现在争议的要点不是国家要不要干预，而是如何聪明的进行管理和干预？

　　推动可持续发展朝目标靠近需要激发出各个国家的内生动力，关键在于激活一个有本土情境内生制度国家能力构成的铁三角，这三个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国家不可替代的内生动力源。

　　全球发展治理关乎全球国家发展道路和方向的选择，但是话语权一直被美欧等西方国家把控，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召开了上合组织+会议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全球南方发展治理必须考虑内部的多样性，也与经济结构，制度体系和地理条件存在巨大的差异，单一模式不仅难以行得通也未必真正适合，关键在于回归根本的原则，识别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核心发展理念，进而构建弹性本土化，主权主导的政策，中国展示了一种基于适应性学习和实践反馈的原则导向，非线性，次序纠偏的路线构建方式，这对南方国家探索制度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其实我觉得从我做了26年老师的经验来看，一个好的老师不是要学生学，你能调动学生让学生学，这才能成功，无论是在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方面，这个都应该是我们一个根本，我们往往在这方面犯了很多的错误。

　　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