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韩]金敬哲著，艾同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5年9月版，281页，69.00元
先从一部近日在韩国热映的电影《无可奈何》（朴赞郁执导）谈起吧。该片自9月底上映以来引发热议，被称为今年韩国电影中最值得关注的现象级作品。影片改编自美国的一部小说，讲述一位被解雇的中年人为重返职场而逐一“除掉”潜在竞争者的故事。生存竞争的焦虑、绝处求生的拼搏，从业人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揭示了中产阶层生存的残酷现实。这是继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2020年）之后又一部以生存竞争的残酷悲喜剧撼动人心的力作，而《无可奈何》更以其对人性在竞争生存中扭曲的深刻剖析和极其冷峻的黑色幽默把忧虑与无奈之情推向高潮。
韩国作家和媒体人金敬哲的《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韓国 行き過ぎた資本主義 「無限競争社会」の苦悩，2019；艾同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9月）以四个世代的全景记录，揭开在韩国的生存竞争中的“无限竞争”的众生相。故事虽然发生在韩国，但是那些众生相在当下许多社会语境中都并不陌生，《坐困穷途》中的很多新奇的词汇听起来也毫无隔阂之感。如“N抛世代”“汤匙阶级论”“纸巾实习生”“补习街少年”“N抛世代”“大雁爸爸”与“空巢老人”等等，语中所言均是我们意中所思所感。说实在的，“内卷”这个源自社会学的语汇在无限竞争的社会众生相中早已不堪重负，“无限竞争”和“坐困穷途”似乎更为直接地撕开了“内卷”的学术性面纱——虽然它也并不温柔。
这个韩国的“坐困穷途”故事在许多社会语境中有着共同的缘起，那就是跨大西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新自由主义旨在消除所有限制竞争动力的法律规范和社会规则，力图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医疗、情感、文化等）转变为经济空间，唯一有效的规则就是供需法则（参见贝拉尔迪《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李小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267页）。这种极端贪婪、冷酷的供需法则在今天不难看到。结果就出现这样的局面：“每一个政府抉择、社会倡议、文化形式、教育或创新，都根据一个独特的标准来判断：经济竞争和盈利能力的标准。每一种学科、知识、情感的细微差别，都必须符合那个标准。新自由主义代表了构建经济人的尝试：一个无法区分自己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人类学模式。”（同上，259-260页）这种状况从1970年代一直延伸到九十年代以后兴起的互联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与高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渗透更为深刻地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特征，生存竞争的态势更加无处不在、势不可挡。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的研究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急剧扩张必然产生压迫性体制及其常态化运作，人类生命被裹挟进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是其突出特征（参见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河西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说到这里，想到该书的原书名是“韓国行き過ぎた資本主義 「無限競争社会」の苦悩”，直译就是“韩国过度资本主义‘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作者在书中的批判锋芒所指向的也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韩国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译本以“坐困穷途”为主标题，固然鲜明地凸显了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生存危机的残酷与无奈，相当出彩，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对“过度资本主义”的鲜明批判性。
当然，《坐困穷途》不是经济学或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著作，而是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直接呈现韩国社会各世代的生存竞争，极为残酷的真实案例、丰富翔实的数据和人物内心最痛苦的焦虑构成了一幅“无效竞争社会”的心灵图景。韩国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肌理，但是致使各个世代陷入极端的内耗和竞争的机制却是全球性的：以无处不在的经济法则统辖的生存淘汰机制，全面宰制着不同世代的人生轨迹。正如作者所言，“‘经济第一’、‘为了成功，就要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气蔓延，诱使韩国人逐渐陷入扭曲的竞争主义中。”（8-9页）从某个方面来看，这样的一幅残酷竞争图景也是很亚洲式的。
“穷途”的故事其实是从一个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书写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写得极为凶猛，已经可以看作是穷途者一生的缩影。在书中我们看到儿童的“学龄”概念不翼而飞，从幼儿时代就开始了奔波于各种课程班、补习班，所有的儿童时代的快乐完全被笼罩在人生起跑线上的竞争驱逐得无影无踪。接下来的人生剧目其实就是一幕幕的童年竞争升级版。入学竞争、学霸争夺战的背后是家庭背负的沉重压力，虽然我们似乎早已对这种现象熟悉得近乎麻木，但是第一章“残酷的升学竞争和大峙洞学生”所揭露的现实仍然会使人感到震惊不已：在公立学校之外的“私教育”（各种补习班）的数量、规模、家长的狂热性和有效应对政府各种禁令的灵活性，根本不是我们的培训机构所能相比的。
所谓“大峙洞学生”是指首尔的一条叫大峙洞的街区中的小学生、中学生以及高中生，这里的面积只有三点五三平方公里，却有一千多家各式各样的补习班，被称作“韩国补习班一条街”。在大峙洞到处是背着沉重的书包辗转狂奔在各个补习班课室的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一直补习到凌晨。另外，大峙洞片区属于“江南八学区”，高中划片入学，用抽签的方式选拔学生。由于“江南八学区”的中学是不允许转校的，因此如果想要顺理成章地进入江南的普通高中，孩子就必须从小学开始就住在这个学区里，因此很多家长要搬迁到这里。也有一些父母仅仅办理居住登记，以“伪造户口”的方式让子女入读大峙洞的学校，但这是一种违反《居民登记法》的行为，通常会被处以三年以下拘役、罚款一千万韩元以下。在韩国高级别公务人员听证会上，有没有“伪造户口”是一定会被质询的问题（39页）。
“大峙洞学生”承受的超负荷压力是难以想象的。一天之内至少要从一家补习班转战到两三家补习班，在路上的时间必须争分夺秒，妈妈们必须随时开车接送。补习班的课程总是实行“先行学习”，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就要学习高中一年级的数学，初一学生学医科大学的升学课程。有些补习班由于太出名而一席难求，于是出现培训如何进入补习班的补习班，甚至还有进入有名的补习班后，实在是跟不上补习班的“先行学习”课程的学生也会来上这种补习班的补习班。在主要科目之外，体育、音乐、美术等项目的培训班也是深受欢迎的，因为韩国中考没有笔试，中考生能否考上名牌高中完全是由校内内审成绩和面试综合评定，而音乐、美术等艺术和体育类成绩也是加分项。还有就是，当“学力考试”因考试科目众多以及侧重死记硬背的考题而备受诟病，因此在高考中减少考试科目并增加了侧重于考查思维能力的考题之后，各种如何在短时间提升阅读、分析考题能力的补习班、课外辅导又应运而生。为了缓解只注重分数的高考体制带来的弊病，金泳三执政期间实施公立大学“随时招生”政策，主要有四种方式：“学生簿教科招生”“学生簿综合招生”“特长生招生”以及“论述招生”等。这四种招生方式的复杂和繁冗庞杂的评判标准也毫无疑问导致了新补习班的兴起和火热，而且导致腐败现象经常发生，以及极大地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77页）。总而言之，无论政策如何变化，补习班是永远的刚需，补习生永远在路上。
家长为了孩子不仅任劳任怨，更难以想象和令人震惊的是不惜在孩子的身体上“开刀”。在1997年起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将英语作为正规课程，从而掀起了早期英语教育热潮，有些父母为了能够提高孩子的英语发音水平，竟然要孩子接受口腔手术——将舌头的下方切开，使舌头变长，提高柔软度，就为了解决区分字母“R”和“L”的发音问题。该手术对象几乎都是未满五岁的儿童（38页）。政府曾试图禁止公立幼儿园的英语教学和小学一二年级的课后英语补习课，但是都因遭到民众反对而终止。以至当政府换届的时候，国民会格外关注于警惕新政府的英语学习政策（40页）。
在如此残酷的“起跑线”竞争中，孩子因学习压力而出现身心疲惫、心理紧张等问题是必然的。真正的高考来临之日，也是许多学生精神崩溃之时。每年11月举行的高考对韩国来说是举国瞩目的大事。在高考当天，为了确保高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企事业单位都要将上班时间延后一个小时，警察随时待命鸣响警笛用摩托车护送考生准时抵达考场。高考英语的听力测试是下午一点五分到一点四十分，为了避免飞机飞行产生的噪音干扰考试，此时全国所有的飞机禁止起飞和着陆（72页）。紧张到这种程度的空气恐怕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但是，作者并没有仅仅把目光投向家长、孩子和补习班，同时也揭露了政府官员在这场全民内卷的教育竞争中的腐败行径，这是在“坐困穷途”的时代中时常会被遮蔽的幽暗角落。比如，自从2000年人事听证会实施以来，很多高级公务人员因“伪造户口”违规行为而辞职或受到指责。前总统李明博也曾五次为了子女的教育而“伪造户口”；文在寅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康京也是涉嫌“伪造户口”被质询和不得不道歉；教育部部长俞银惠和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长金尚祚也曾被质疑（30-31页）。当然，这样的违规行为也太小儿科了。还有就是，文在寅政府的高级官员一方面主张废除“贵族学校”，另一方面却让自己的孩子从“贵族学校”甚至国外的高中毕业。曾担任青瓦台秘书室民政首席秘书、法务部长官的曹国一直倡导“社会改革”，被誉为“文在寅总统的接班人”，却因涉嫌子女升学舞弊在韩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指出，“这样的丑闻赤裸裸地发生在文在寅总统就职演讲中宣扬的‘机会平等，过程公正，结果正义’的口号下，不禁让韩国的家长和学生们感到无比绝望。”（88-89页）当然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政府无法打压舆情的揭发，知道真相的家长们只能更加绝望。
第二章“日趋严峻的青年就业”继续揭示了历经残酷的升学竞争之后的年轻人并没有结束内卷的无限竞争。在低迷的就业率下很多毕业生无奈地成为“延毕生”，指的是因为找工作难而选择延期毕业，文科生有百分之七十点九选择延期毕业，但是很多学校会要求延毕生必须继续选修课程并缴纳学费。能在企业实习的学生也分为转正率高的“金实习生”“土实习生”“纸巾实习生”（意指像纸巾一样使用一次就被丢弃）等不同阶层，大量实习生是无薪或极为低薪，被称作“为热情买单”，实际上称作“为自己的求生愿望买单”更为恰当些。即使拥有多种技能却依然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年轻人被称为“宜家世代”，严峻的就业形势再次带来教育市场的商机，针对就业培训的教辅市场日益膨胀。就业率不断下降导致的经济压力迫使人文科系毕业生放弃生活中的一切，被称为“N放世代”。
以公务员考试为目标的毕业生被称为“公试生”或“公试族”。韩国的公务员考试等级分为九级、七级、五级，但大部分学生瞄准的都是最低等级的九级公务员考试，力争进入体制——那种可以准时上下班、无需担心被解雇的岗位就是理想的职业人生。九级公务员考试没有学历限制，十八至六十岁的人都可以参加，把越来越多的名校和高学历的历届毕业生卷入其中，竞争的残酷可想而知。更有意思的是，就如大峙洞是高考生的圣地，位于首尔市中心的鹭梁津成为公试生的圣地。各种公务员考试和国家资格考试的辅导机构都聚集在这里，就连听课座位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形成了一个每年能带来五万亿韩元的超级商圈。但是在另一方面，百分之七十的公试生患有焦虑抑郁症，新闻报道中经常有考生自杀的案例。“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韩国是青年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毫无疑问，这背后隐藏着严峻的就业市场所带来的绝望感。”（130页）
韩国表面上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差别、阶层间可以自由移动的社会，但是在社会上流行的“汤匙阶级论”——指的是含着“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和“土汤匙”出生就决定了个人所属的阶层——揭穿了这种表象。贫富悬殊、多重差距、阶层固化，这是韩国社会结构中的顽疾。对于“铜汤匙”和“土汤匙”来说，就业竞争的残酷不断撕破年轻人对于职业人生的预期梦幻，更严重的是中产阶级在职场竞争中也始终面临失业或破产的风险。第三章“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下的中年阶层”揭示了中年人面对的生存竞争同样极为残酷。人到中年的男性非常担心的是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公司面临倒闭危机的过程中被裁员，即便不被裁员，虽然法定退休年龄是六十岁，但实际上在企业内部五十多岁就到退休年龄了。对大多数上班族来说，中年“退休”之后，再就业的道路无疑异常艰难。对于他们来说，生存压力的大头还不是自己个人的生活负担，而是“上有老，下有小”这副沉甸甸的担子。上有年迈的父母要照顾，下面是要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的孩子；如果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啃老是必然的，中年父母的负担和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作为家中的顶梁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必须要忍辱负重。在“家长情结”（认为男性应该养家糊口的观念）较强的韩国社会中，中年男性因被裁员或被退休而失去经济能力的话，会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人，也会成为所谓“孤独死”的高危人群。
对于韩国中年男性的生存危机，作者从社会与家庭的视角作出的观察与分析非常深刻：“在‘内卷’的韩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中年男性存在偏见。因经济长期低迷而面临就业困难的年轻人批判中年男性是独享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的一代；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受到歧视的女性将中年男性视为压迫自己的既得权势者；很多妻子还把互相陪伴了数十年的退休的丈夫当作累赘。在丈夫退休的同时，提出‘黄昏离婚’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但是，面对从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结束、进入低速发展时代，又秉持竞争主义至上的韩国社会时，中年男性并不是一些女性所认为的既得利益者。中年男性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一人分饰3个角色，足以见得其责任重大，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因此，韩国的中年男性可能是所有年龄段中背负压力最大、生活最艰难的群体。”（206-207页）读到这里，真能理解在韩国电影《无可奈何》中的柳万洙的处境和选择。在造纸厂工作二十五年后突遭裁员，为维持家庭生活，柳万洙以杀害竞争对手的方式来重新找到工作。这是非常黑色与沉重的讽刺与控诉，如果要为这部影片写一句广告词，我想到的就是：“先杀人，再就业！”
说到退休，第四章“无法退休的老人”会告诉你，由于社会保障的薄弱，在历经中年的超负荷支撑之后，老年人世界的贫困率超过百分之四十五。因此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仍然要以各种方式继续工作二十年。在韩国地铁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抱着十几个大购物袋的老人，他们就是做“地铁配送”的工作——可以免费乘地铁的老人游走在购物中心、百货商店与消费者之间，为消费者配送服装或公司文件等。但是，打这份工不仅要有体力，还要能迅速看懂各大购物中心或百货商店的英文品牌，还要能够顺利找到要送达的门牌和顾客，对很多老人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另外，韩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的同时，也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智能网络的数字化时代，被抛弃在时代生活浪潮之外的老年人更加形象地诠释了何谓“坐困穷途”——他们在高铁站买不到一张线下车票、在餐厅不会扫码点餐的那种绝望心境。因年龄鸿沟而引发的社会“厌老”意识同样令人扎心。很多年轻人因为对老年福利和老人仍然非正式地工作很不满，有些网民们用“老人虫”“年金虫”等词语辱骂免费乘车的老年人；也有政界人士说“60岁以上的人马上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最好不要再投票了”，甚至说“如果拆除市政府车站的自动扶梯和无障碍电梯，他们（老年人）就不能来市政府了吧”（248页）。
位于首尔市中心地区的塔谷公园成为老年人扎堆的“天堂”，因为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而塔谷公园离地铁一、三、五号线很近。值得一提的是，塔谷公园附近还开了几家给老人免费提供餐饮的餐厅，其中有一家店“社会福利元阁”已经开了二十七年，一周三天为老人提供免费餐饮。但是来到这里的大部分老人都孤单地坐在长椅上（220-222页）。
但毕竟是韩国，民众的反抗从来是无需掩饰的。当面对猛然爆发的“从银行贷款投资虚拟货币”的狂潮席卷年轻人并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或禁止政策，但是却遭到了年轻人的强烈反对。“政府难道从来都不允许国民拥有梦想吗？！”的质疑之声回响在青瓦台的国民公告栏。更为激烈的是，“要在议会选举时攻击执政党和政府”的口号长期占据着韩国网络搜索第一名（94-95页）。2017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对总统朴槿惠弹劾案，起点是2016年1月在韩国全国各地开始爆发的“烛光集会”，“‘土汤匙’们的绝望和愤怒终于爆发，最终促使最高权力者黯然下台”（143页）。平民出身的文在寅当选总统之后得到了年轻一代的大力支持，但是文在寅政府执政不到两年半就陷入曹国家族丑闻。“这一事件再次证明，财富和权力的世袭化问题依旧存在，同样也使得韩国年轻人更加无奈和绝望。”（144页）
从国民的反抗情绪与行动来说，韩国的老年人也不甘落后。韩国的“银发阶层”似乎不怎么跳广场舞，却很关心政治。有段时间，一群老人在每周六下午都会聚集首尔市厅前和光化门等地前举行敦促释放朴槿惠的示威活动，而这样的活动持续了两年半。在场的每个人都手持太极旗，所以又被称为“太极旗部队”。现场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一起高喊“文在寅下台，释放朴槿惠”等口号。主流媒体几乎从来不报道他们的示威活动，大部分韩国媒体和国民对他们的示威活动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作者认为所谓的“保护朴槿惠前总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的老人们试图通过太极旗示威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示威活动或许成了在当下社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人们可以尽情释放发泄的‘解压阀’”（228页）。
作者在第五章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个令人“坐困穷途”的过度资本主义“无限竞争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收入主导型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败。文在寅执政后，力图摆脱金大中执政时期以来长期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通过建立积极财政的“大政府”，解决低增长的韩国经济和社会两极化问题。因此，“收入主导增长”“革新增长”以及“公平经济”等被设定为三大经济政策基调，致力于打造“机会平等，过程公正，结果正义”的韩国社会新未来（255-258页）。可惜的是事与愿违，文在寅政府刚刚执政两年多，就饱受“文在寅政府出台的不成熟的经济政策反而使韩国经济更加恶劣”的批评。受最低工资急剧上调的影响，许多私人企业倒闭，有些企业将生产工厂迁移到海外，政府的扩大就业计划无法实现。另外，随着人工成本的上涨，韩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对财阀和大企业的厌恶态度和限制政策也对经济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企业有问题，税收自然减少，政府财政随之出现危机。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扩大并充实福利政策、消除社会两极化以及强调“分配”的“包容性增长”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在文在寅政府积极推进的“清算积弊”运动中，全面否定了前任两届政府的所有政策；同时，对韩国大企业、财阀巨头采取了大规模的清查、扣押措施。另外，“清算积弊”运动还引发了韩国与日本的外交摩擦，导致两国间的贸易制裁。可以说，“清算积弊”虽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疾风暴雨般地搞运动的做法无疑激起了更严重的党派对立和社会分裂。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文在寅政府掌舵的‘韩国’号并没有沿着此前在就职演说中所描绘的‘团结’和‘共存’的路线上航行，反而正在走向‘摩擦’与‘分裂’。持续了2年多的‘清算积弊’，将韩国国民置身于意识形态论争、地域、世代以及阶层的激烈对立中。”（267页）
应该说，文在寅对于“摩擦”与“分裂”不会没有痛感，他的仇恨意识和决绝的斗争意义正是他的出身和经历所熬炼出来的。他出生在一个朝鲜战争时期从朝鲜北方逃难到南方、被称为“失乡民”的贫苦家庭中，一家人靠母亲在集市上摆摊维持生计。他以非常优异的第一名成绩考入庆熙大学法学系，只能依靠奖学金读大学。在校期间一直参与并领导韩国学生运动曾因违反《国安法》被捕入狱四个月。出狱后被大学开除学籍，强制应征入伍。退伍后又辗转回到大学从事学生运动，不幸再次被捕入狱。服刑期间参加司法考试，虽然成绩合格，但是由于有犯罪记录，没有被录用为法官或检察官。后来与以人权律师而闻名的卢武铉（后来的总统）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卢武铉政府上台后，文在寅担任总统民政首席秘书。2009年5月卢武铉自杀后，文在寅正式进军政界。2017年，由于朴槿惠遭弹劾被罢免，在随后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当选第十九届韩国总统。文在寅这样的人生经历无疑极为精彩，所熬炼出来的观念与立场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笼罩的韩国政界中也是极为难得的，同时也形塑和保持了他个人的政治清廉，打破了韩国的“总统魔咒”。但是，如果没有在知识领域、政治历练、经济认知等重大层面上的结构性转型，是难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方面取得任何建设性成就的。当人们听到最大的在野党自由韩国党在广场上高喊“打倒左派独裁”的时候，想到的只能是叠加在阶级固化和世代竞争之上的意识形态撕裂。
读完这部《坐困穷途》，自然会想到的问题是出路何在。作者在书中没有给出正面的答案，只是在“后记”中谈到希望韩国人要意识到国家内部出现裂痕的状况，“为了摆脱困境，需要尽快修复与邻国日本的关系。不仅是因为现在需要解决贸易等紧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目前韩国社会所面临的少子化、考试竞争以及老龄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吸取此前日本经验的得失”（269页）。这与作者留学日本的背景有关，吸收日本经验也是有必要的，但这显然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贝拉尔迪指出：“经历了符号资本主义长久的绝对统治（即经济法则塑造集体想象）之后，社会无意识中形成了获取性和竞争性的强迫性内核。社会无意识中流转的迭奏变得僵化、拥堵、好斗和恐惧。”（贝拉尔迪《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182页）因此，如何在社会无意识中消除长期形成的获取性和竞争性的强迫性内核，这或许是从根源上思考如何摆脱“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贝拉尔迪认为“对于符号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没有政治抵抗的可能，因为符号资本主义的基础不是外部的东西，既不是国家的军事暴力，也不是公司的经济虐待：它们被纳入了普遍进入集体无意识的病理性迭奏中”。（182-183页）对此我不很同意。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病症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轻易排除了国家暴力与经济虐待作为“符号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无论如何，面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资本统治的政治抵抗与批判不可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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