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脆弱的未来精英，终将直面真实世界

　　顶尖高校大批学生申领存疑的残障补助，借此获取特权优待，人数之多令人震惊。

　　美国顶尖高校是国家精英的培养摇篮，政界、商界、学术界、医学界等领域的顶尖人才，半数以上均出自这些院校。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一个触目惊心的趋势：这些名校中申领残障补助的学生数量持续飙升，其背后的猫腻昭然若揭。

　　据哈佛校报数据显示，2014 年仅有 3% 的哈佛本科生获批残障特殊便利待遇，到 2024 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21%。

　　耶鲁、布朗、康奈尔及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中，申领残障补助的比例也达到了相近水平。

　　斯坦福大学的情况尤为典型：2012-2013 学年，仅有 1570 名学生向学校无障碍教育办公室申报残障情况；时隔不到十年，2020-2021 学年这一数字增至 3672 人，占本科生总数的 24%、研究生总数的 18%。最新媒体报道显示，今年斯坦福38% 的本科生申报了残障情况，其中 24% 因此获得住宿或学业方面的特殊优待。

　　这些残障情况中，不乏肢体行动不便、视力、听力、语言障碍及慢性疾病等传统意义上的残障类型，但此次人数激增的核心原因，是大批学生申报心理或情绪类问题，例如 “截止日期焦虑”“注意力难以集中” 等。

　　为何残障补助申领潮在精英名校愈演愈烈，而本应出现更多残障学生的社区大学，这一比例却始终相对稳定？答案显而易见：家境优渥的学生通过申报残障认定，获取诸多重大特权优待 —— 从单人宿舍、作业延期提交，到无电脑课堂破例使用笔记本电脑、考试额外延时等。对于并非真正有需求的学生而言，这些优待成了阻碍其心智成长的拐杖。大学课业的本质，本就应具备一定的挑战性。

　　我们坦言，难以相信斯坦福大学四分之一的本科生（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中位数高达 1540 分），必须依靠一系列突破通用规则的特殊优待，才能完成大学学业。更合理的解释是，这类新增诊断源于 **“概念泛化”**：相关判定标准不断放宽，以至于社会将正常的个体差异，或是过去所说的 “优缺点”，统统病态化定义为残障。

　　这类特殊优待措施本身，往往随意且缺乏科学依据。没有人会反对学校为真正的残障学生提供针对性保障，比如轮椅坡道、盲文书籍等；但考试延时、安静的单人学习宿舍，这些福利对所有学生都有益处。只因特权阶层的学生不擅长在压力下快速解决问题，就为其破例豁免规则，这无异于因飞行员视力不佳，就豁免其视力检测，毫无合理性可言。

　　这种做法对其他学生极不公平，而这份显而易见的不公，又会促使更多学生跟风申请残障诊断。此举不仅破坏了唯才是举的公平原则，加深群体间的不满情绪，更向有抱负的年轻人传递出错误信号：遵守规则是愚笨之举，钻空子才是明智选择。这也意味着，更多毕业生步入职场后将手足无措 —— 职场从不会迁就，只会要求他们以正常节奏履职。

　　令人遗憾的是，联邦法律的相关规定，让学校难以遏制这股乱象，更无力叫停。2008 年，国会大幅放宽了《美国残疾人法案》中对 “残障” 的定义范畴。

　　过去的残障政策制定，始终秉持合理平衡的原则。数十年前，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会对在非标准条件下完成标准化考试的学生成绩标注星号，比如单独考场考试、考试延时等。尽管这些带星号成绩的学生难免担心院校歧视，却也正因这份顾虑，让非残障学生不敢钻制度空子。

　　数十年来，为消除残障 “污名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初衷良好、却思虑不周的政策调整，最终取消了成绩星号标注。如今，是时候恢复这些约束机制了；否则，不如干脆宣布所有人都属残障，彻底放弃所有规则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