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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1月6日晚间，中国央行下属《金融时报》发表《央行明确今年七大重点工作，解读来了》一文，其中谢光启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身份接受了记者采访。
这意味着谢光启已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1984年，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但货币政策司直到1997年才组建，日后成为人民银行最核心的司局，其司长一般由正司级干部调任。
谢光启生于1977年，现年49岁。自2004年入职央行后，他一直在货币政策司工作，历任分析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是在货币政策司工作时间最长的司长，见证并深度参与了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关键历程。
当前政策利率距离理论零利率下限仅140个基点，货币政策空间已显著收窄。在此约束下，如何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将成为他任上的核心挑战。
重要报告执笔人
1995年秋天，18岁的谢光启从四川省德阳市出发，跨越1800公里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求学。
在这里，他度过了九年青春岁月，完成了从本科直至博士阶段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训练。这段在燕园的深造经历，使得他身处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思想前沿和实践中心。
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关键时期。在转轨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中出现欺诈等不诚信行为，一些人将其称为“诚信危机”并对市场化改革产生怀疑。
谢光启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2004年发表的《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变迁——兼谈诚信问题》一文中，他表示，不诚信行为并不是市场化改革所固有的，而正是过去废除市场的结果。
他举例称，在市场发展比较成熟、竞争比较激烈、管制比较少的领域往往都比较快地自发产生了商业信誉机制，比如家用电器产业就形成了品牌商誉保证的信誉机制。
同年，他提交了博士论文《激励、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绩效》并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回想一年来的辛劳和坎坷，不禁感慨学海之无涯，研究之不易。”他在论文后记中回忆称。
基于1999年-2002年566家上市公司数据，他在国内学术界首次发现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现金薪酬与公司股票市场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股东财富每增加10%会导致管理人员的年度现金薪酬增加1.1%。
博士毕业后，谢光启进入人民银行工作。时值人民银行法修订完成，人民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对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提出了“研究立行”的方针。
其中一个举措是招聘高学历的人才到央行工作，当年包括谢光启在内一共有53位博士研究生入职央行，其中包括海归博士李波、张涛等人，他们分别供职于条法司、研究局。
谢光启则在货币政策司任职，先后担任分析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等职。期间他成为上报人民银行行领导的月度货币信贷形势分析报告和上报国务院、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及货币政策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三年多的时间内，他参加起草的上述报告累计已达40多篇、30多万字。2007年，30岁的谢光启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青年五四奖章”，周小川为谢光启等13人颁奖，其中谢光启是唯一一位来自总行机关的获奖者。
“（谢光启参与撰写的报告）提出了许多有深度的分析意见和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为搞好货币信贷工作和金融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参考。”人民银行下属《金融时报》当时报道称。
除了招聘高学历人才，人民银行还鼓励以团队形式进行重点课题研究。在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的带领下，谢光启作为团队成员参与了中国通胀问题、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等课题的研究。
2008年，张晓慧领衔发表的《中国的准备金、准备金税与货币控制:1984—2007》一文通过理论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最优准备金率为23%左右，如果提高到23%以上，准备金率工具对冲流动性和控制货币信贷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进行这项研究的大背景是外汇持续大量流入，人民银行不得不大幅提高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在前文发表之时，大型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提升至17.5%，市场高度关注后续是否还会提升以及提升至何种水平。
谢光启他们的研究给出的合理上限是23%。从实际情况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达到21.5%的高点后再未提高。此后随着外汇流入趋缓及稳增长的需要，人民银行先后30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降至6.2%。
从2021年开始，人民银行降准公告明确指出“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市场认为，5%是法定存准率的“隐形底线”。当前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离5%仅剩120BP，在既有框架下降准空间已大幅收窄。为此去年人民银行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谢光启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上限”问题，而是“下限”问题，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最低可低至多少。此外，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方面的改革也值得关注。
“随着债券利率的持续走低，从利差的角度看，固守5%的意义并不大，根据经济金融情况调整的必要性比较大。”中证鹏元研发部宏观及REITs研究负责人吴进辉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吴进辉进一步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建议将5%的底线取消或者适当下调（比如降至3%），否则很多中小银行无法通过降准获得长期资金，因为小型银行的法定存准率为5%，近几次已没有纳入降准范围。
总量与结构
在央行工作后，谢光启没有独立署名发表文章，因此只能通过公开报道或发言管窥他的观点，但这样的情况也不多。
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国务院围绕稳增长、促改革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了确保这些政策落实到位，2014年6月，国务院启动了首次全面督查。
其中，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二督查组副组长刘昆率队对人民银行进行督查。在听完人民银行的汇报后，刘昆直接抛出问题：面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难、贷款贵现象，央行从宏观层面，有没有政策措施？
在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发言后，当时担任货币政策司分析处处长的谢光启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对货币总量要有个控制；从结构引导方面，要更多发挥市场作用。
他解释称，在总量合理适度的前提下，货币政策也能发挥一定的结构引导作用，比如优化基础货币投向，或者建立一些正向激励机制，从而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大比例的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领域。但要注意到货币政策毕竟主要是总量政策，不能因过于追求短期的结构性刺激作用而使中长期的总量调控受到掣肘。
这涉及到货币政策的定位问题。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总量工具，实现政策目标。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经济体也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设立了再贷款、再贴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013年高层提出“定向调控”后，人民银行相继创设了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SL）等结构性工具，分别支持小微、棚改领域，2022年后，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再贷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更是层出不穷。
“2014年前后创设的PSL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应对外汇占款的下降，PSL可补充基础货币。”北京某券商政策分析师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近年主要因为美联储利率水平高，对中国总量型政策形成掣肘，货币政策更加倚重结构性工具。”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共存续10项，余额合计5.9万亿，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13%，而2014年同期占比不足1%。1月5日-6日召开的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优化工具设计和管理，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这将是谢光启任上的课题之一。
大约在2017年，谢光启已升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而此时的货币政策司司长正是与他同年加入央行的海归博士李波，他们共同执掌货币政策司。
2019年4月，谢光启以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的身份回到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年度大课上讲解货币周期调整的背景、逻辑等内容。
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
据界面新闻记者梳理，除个别年份（2009年、2010年、2025年、2026年为适度宽松）外，其他年份货币政策基调均为“稳健”，因此如何理解稳健就非常重要。
谢光启在前述大课上解读称：“稳健货币政策总的含义是一种比较稳的状态，不是大规模的宽松或者紧缩，还是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调节的。”
换言之，稳健并不意味着利率或存款准备金率一直不动（当然确实有可能不动），而是会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相机调整，但幅度相对较小。
对于M2和社融定调的变化，他解释称：“2018年说的是M2和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合理增长，2019年说的是和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实际上内涵是一样的，相匹配是合理增长进一步的阐释。”
现在，关于M2和社融的锚定指标又发生变化。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要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在谈及总量目标时，谢光启表示，2025年社会融资规模中，债券等贷款以外的融资方式占比已超过50%，预计2026年增速仍将超过全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2025年前11月政府债券增量占社融的比重为40%，相比2019年上升2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增量占社融的比重为45%，相比2019年下降21个百分点。“一升一降”背后意味着政府债券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贡献度明显提高，政府部门加杠杆正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力量。
新挑战
在2024年前后，谢光启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2024年4月，人民银行离退休干部局邀请机关司局领导与退休老领导交流研讨。官方稿件称，货币政策委员会谢光启秘书长介绍了近期货币政策助力实体经济情况并展开讨论交流。
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于1997年成立，至今已有28载。秘书处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拟订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制度、工作制度；列席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并记录、整理纪要，发布例会新闻稿，承办货币政策委员会议定的事项等。
在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当年，央行机构设置上也出现变化，1997年人民银行将计划资金司分拆为货币政策司和信贷管理司，前者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拟定和执行，首任司长戴根有由中财办财贸组副组长调任，同时兼任货币政策委员会首任秘书长。
同年11月，在北大任教的易纲出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在2002年接替戴根有出任秘书长且兼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3年10月，易纲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
现在谢光启也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任上调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在此之前，他已在货币政策司（含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了21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一系列过程。
20多年来，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一系列改革后，当前价格型调控框架和新的利率传导机制逐步形成：人民银行通过调整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如同业存单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如国债收益率），并影响存贷款利率，进而促进消费和投资，提升社会总需求，支持经济发展。
谢光启面临着与前任迥然不同的货币调控环境：7天逆回购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已创历史新低，如当前7天逆回购利率为1.4%，距离零利率下限仅剩140BP,货币政策降息的空间已显著收窄。
与此同时，低利率对资产价格、金融体系、社会生活将产生何种影响也是一个新议题。而这些并不能从中国历史上寻找经验，市场纷纷将目光投向欧美日等实施过零利率或负利率的经济体。
“当前中国政策利率距离0还有相当距离，即便今年再降息10-20BP，政策利率仍将在1.2%左右，因此短期内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会是中国的选项。但当前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确实为中国扩大政府债规模、刺激经济提供了空间。”前述北京券商政策分析师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如何提振低迷的物价也将是他面临的任务之一。维护物价稳定是各国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出了走热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对称特征，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
2010年，张晓慧领衔、谢光启作为课题组成员发表的《通货膨胀机理变化及政策应对》一文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经验分析后提出，CPI、PPI 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
文章建议，要深化对技术进步、生产率改进、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以及国际货币和汇率体系变化等多重因素的监测分析，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已由通胀转向持续的物价低迷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PPI连续38个月处于收缩区间，CPI同比增速连续33个月低于1%。衡量整体物价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已连续10个季度录得负值，持续时间超过了上世纪末7个季度的纪录。
这一轮低物价的成因、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如何协同发力以稳定价格、提振信心与需求，这些依然是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
对此，谢光启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将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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