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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文姝琪
1月10日，一场关于AI的顶级对话在北京中关村悄然上演。
这场对话由清华大学基础模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智谱AI共同发起。最重要的是，它罕见地集结了中国大模型领域最受关注的几位“顶流”人物。他们分别是：
唐杰：清华大学教授、智谱创始人，三天前刚刚带领智谱在港股敲钟，造就“中国基模第一股”。
姚顺雨：前OpenAI研究员，27岁的他现为腾讯CEO办公室首席科学家、 AI Infra 部及大语言模型部负责人。这也是入职腾讯后的公开首秀。
林俊旸：阿里巴巴通义千问大模型负责人，阿里最年轻P10级技术专家，掌舵着全球开源生态中下载量第一的阿里通义系列。
杨植麟：大模型“六小虎”之一——月之暗面创始人，公司刚刚官宣5亿美元融资。
几位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几乎握着中国AGI赛道上最贵的一批筹码。 如此规格的同台向来罕见，不仅因为他们背后代表着大厂与创业公司的生态博弈，更因为在“Chat（对话）范式”已成存量的今天，他们对下一代 AGI 路线图的任何一次押注，都可能决定未来十年的行业座次。
从大模型的下一个“奇点时刻”，到对模型分化的观察；从AI Agent的未来，到中国AI的胜算，这场万字交锋试图在现实算力与商业落地的抉择之中，寻找中国AGI最真实的突围路径。
Chat之后，大模型的下一个“奇点”在哪？
与会者的一个共识是，关于 AGI 的演进路线，Chat（对话）的竞争已经终结，大模型的未来应该向深水区更进一步，即解决问题与自主学习。
对于下一代范式的预测，一个高票答案是自主学习。林俊旸认为，2026 年最关键的“Bet（赌注）”在于 AI 的主动性。目前的 AI 范式是被动的，必须由人类通过 Prompt 启动。他构思的未来范式是：环境直接 Prompt 模型，让 AI 根据环境反馈自主思考、自主决策，而不仅仅是响应指令。
但他也表达了这种主动性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我最担心的是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比如主动产生一个想法，往会场里扔一颗炸弹。”他认为，培养 AI 就像培养小孩，必须注入正确的方向指引，这是主动学习范式下不可回避的命题。
姚顺雨也认为， AGI 接下来最重要的点就是自主学习。
在他看来，自主学习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它不是一种孤立的方法论，而是由数据和任务驱动的场景演进。
他举例，目前Claude 95%的代码已经是由Claude自己编写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优化的循环。同时，像 ChatGPT 利用用户数据风格，以及光标修改每隔几小时就根据用户数据进行更新，都是自主学习的早期信号。
姚顺雨提出，自主学习最大的问题是想象力的限制：“现在大家很容易想象强化学习或者推理范式的未来。但如果 2026 年或者 2027 年，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新的系统实现了自我学习，它应该是一个赚钱的交易系统？还是解决了人类之前没法解决的科学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想象到它长什么样。”
谈及哪家公司会引领下一代范式创新，姚顺雨认为，尽管 OpenAI 内部因商业化等因素导致创新受损，但在全球范围内，OpenAI 仍然是最有可能的那一家。
Scaling Law 还有用吗？
Scaling Law（规模法则）是大模型领域的一个经验公式。它默认，只要不断地增加训练数据量、模型参数量、和算力投入，模型性能就会越来越好，并且这种提升是可以预测的。
唐杰指出了当前 Scaling Law 面临的效率困境。从 2025 年初的 10T 数据，到现在的 30T 甚至未来的 100T，单纯增加数据量的收益正在递减。“如果你不创新，花掉 10 个亿、20 个亿，收益却很小，这就不值得了。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Intelligence Efficiency（智能效率）。
唐杰认为，提升智能上限“最笨”的方法是 Scaling，而更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定义智能效率——即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投入、更小的 Scaling 规模，获得同等甚至更高的智能提升。他预判，在持续学习、Memory（记忆）以及多模态领域，这种追求效率的范式变革一定会发生。
杨植麟则认为，Scaling Law 还远未到达终点，但其内涵发生了变化。Scaling 不仅仅意味着堆算力，而是在架构、优化器、数据层面做技术改进，目的是为了让模型，拥有更好的“Taste（品味）”，这正是模型之间形成护城河的关键。他认为，Token 效率与长文本将是决定 AI 智力水平的核心因素。
林俊旸观察到，人类与AI 不断交互，只会让它上下文变得越来越长，导致AI 变得越来越笨，这件事“很烦人”。
他提出的一种思路是“测试时扩展” (Test-time Scaling)。与其在训练阶段死磕数据量，他认为 o1 系列证明了另一条路：即在推理时就投入更多计算资源，让模型变强。
对模型分化的观察
模型分化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它指的是，大模型不再试图做一个样样精通但却样样都平庸的通用工具，而是根据场景、产品形态和技术特性，裂变成不同的方向。
作为在硅谷和中国都拥有经验的研究者，姚顺雨认为，模型的分化首先发生在商业逻辑上。
他认为，在 B 端（企业）场景，智能直接等同于收益。美国市场用户愿意为强模型支付数倍溢价，因为强模型能将任务正确率从 60% 提升到 90%，大幅降低了人工监控成本。因此在 To B 领域，强弱模型的分化会越来越极端。
相反，To C （用户）的分化不在于模型变大，而在于 Context（上下文）的厚度。他认为，To C 产品应通过垂直整合，让模型感知用户的实时环境，如天气、聊天记录等，而非盲目 Scaling。因此，To C 应用必须走“垂直整合”路线，让模型与产品强耦合。
被问及“千问在未来 AGI 的生态位”时，林俊旸认为这与公司基因关系并不大。在他看来，今天To B 和 To C 都是在服务真实的人类。这个问题本质是，应该怎么让人类世界变得更好。
他以 Anthropic 为例，指出其在 Coding（编程） 领域的成功是由于频繁与 B 端客户交流，发现了真实场景中巨大的 Token 消耗，而在中国，Coding的Token消耗还没有那么大。
人工智能科学家、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杨强提出，当大模型进入稳态，学术界应研究智能上限和幻觉平衡”——即投入多少资源能换取多少错误率的降低，这是一种类似经济学的风险收益平衡。
他建议，大模型研究应借鉴人类的睡眠机制——晚上睡觉，事实上是在清理噪音，使得第二天学习的准确率持续的提升，不至于是两个错误率的叠加，大模型的持续学习中，同样需要类似的噪音清理。
“价值”决定Agent的未来
2026年，市场普遍对 Agent 的价值爆发充满信心。但在与会嘉宾被问及“ Agent 真的能帮人类自动化1-2周的工作吗？”这一问题时，大家的观点也透露出对于不同方向的期待。
姚顺雨认为， To B 方面，Agent 正处在不断上升的曲线上，目前没有变慢的趋势。但是在 To C 场景下， DAU 和模型智能很多时候不仅不相关，甚至会相反。他指出，除了模型本身还有两个瓶颈，一个是环境和部署（Deployment）问题；另一个是教育问题。因此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想要扩大 To C Agent 的机会，教育大家如何更好地使用 AI 产品是一个最大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在通用 Agent 的创业机遇上，林俊旸用了Peak（ Manus 联合创始人）的一句话表达他的观点：“通用 Agent 最有意思的事情在于解决长尾问题，或者是说今天 AI 更大的魅力是在长尾。”
他较为认同“模型即产品”这个观点，同时认为Agent的未来应当不仅仅出现在电脑里，而是和真实物理世界交互——那才是 Agent 能做长时间工作的情景。对于未来 Agent 的发展场景，林俊旸预判称，一些在电脑环境里做的，今年很快就可以完成；但接下来三到五年要完成的 Agent 任务，可能和具身智能会结合起来。
杨强将 Agent 的出现分为四个阶段，而他判断认为，我们现在处在最初级的阶段：目标是人定义的，规划也是人做的。在他的预测中，未来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大模型会观察人的工作，把人的过程数据利用起来，最终实现目标和规划都由大模型来定义， Agent 应该是由大模型内生的一个系统。
关于Agent能否真正爆发，唐杰的观点则相对务实而尖锐。他认为，有几个方面决定了 Agent 未来的走势，首先是 Agent 这个事情的价值、能不能真正帮助人；第二是成本；第三是做应用的速度。在他看来，现在的大模型更多是拼速度、拼时间，“也许我们代码正确了，也许我们就会在这方面走的更远一点，但也许失败以后就半年，半年就没了。”
创新将成为中美竞争的关键词
在这场会议中，唐杰显露出对于中美之间差距的保守态度。他认为，虽然中国模型在快速迭代，但差距可能并没有缩小，因为美国还有大量未开源的闭源模型。参会嘉宾均认同“差距”的存在，同样也在如何缩小差距上有不少共识。
作为刚刚从美国公司加入腾讯的前 OpenAI 研究员，姚顺雨在这个话题上着重提到了范式创新。他认为，中国要从今天的跟随者变成未来的引领者，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是算力突破，第二个是除了 To C 之外，能不能有更成熟或者更好的 To B 的市场，或者有没有机会在国际的商业环境竞争。
他坦言，今天很多做生产力或者做 To B 的模型和应用还是会诞生在美国，原因是美国的支付意愿更强，文化更好。更重要的是，主观上有更多有创业精神或者冒险精神的人，真的想要去做前沿探索或者新的范式突破的事情。
“目前来看，一个范式一旦发生，我们可以用很少的卡、很高的效率去局部做得更好，我们到底能不能引领新的范式？这可能是今天中国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姚顺雨指出，希望大家能走出“榜单的束缚”，坚持自己觉得是不是正确的过程。
林俊旸和姚顺雨提到的关键词类似，同样强调了冒险和创新的重要性。
不过，会议的最后，唐杰也在“差距”之外指出了一些中国市场的赶超机会。他认为，首先要承认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但现在国内的情况正在慢慢变好，尤其体现在90后、00后身上。
在他的总结中，中国的机会可能出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群聪明人真的敢做特别冒险的事；二是更好的环境，包括营商环境；第三，回到个人身上，能不能坚持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愿意在一条路上敢做、敢冒险，而且环境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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