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康：大力提振消费，要落在“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上

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交出了前七个月的阶段性“成绩单”。刚刚公布的7月国民经济数据，虽然部分指标有所波动，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主要指标累计增速保持总体平稳，就业物价总体稳定，经济平稳运行态势没有改变。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下半年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会议还强调，要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在扩大商品消费的同时，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在保障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高质量推动“两重”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今年以来的经济表现看，下阶段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全年增长在5%左右的目标应该能够实现，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在5%以上。但他也提醒，当前不确定性因素还比较突出，企业微观与宏观数据之间的“温差”比较明显。

对于提振消费，贾康认为，要落在“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上，所谓“系统集成”，是要把消费、投资和整个经济运行打通来理解。

此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发布的新闻稿中没有直接提及“房地产”，但强调“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对此，贾康认为，城市更新不能狭义理解为存量的更新，一定是把存量的升级更新与增量供给“好房子”的升级更新，统筹规划为高水平通盘安排。

此外，针对当下备受关注的“反内卷”，贾康认为，治理“内卷”式竞争，需要“标本兼治”，在努力优化相关政策与监管的同时，需以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现“治本为上”。

全年增长目标应该能实现，但不确定性因素还比较突出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能否完成全年5%的增速目标？

贾康：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看，GDP增速都在5%以上，虽然二季度比一季度下行了一点，但还有5.2％的成绩，现在最新的一些数据显示情况也还可以。所以今年下一阶段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全年增长在5%左右的目标应该能实现，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在5%以上。

今年以来，经济表现的一个亮点在于，高科技、制造业的增长明显比经济增速要高一些，工业结构优化也就成为亮点。另外，外贸交出一份很好的成绩单，当然这其中有多种原因，美国“对等关税”出台之前大家抢出口、抓订单，后来“对等关税”刚开始不久又有了应对方案，有两轮的暂停90天，当然也体现出中国经济有一定的韧性，可以根据一些情况变化及时调整，有回旋的余地，可以说上半年的外贸成为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因素。

但是，现在要看到不确定性因素还是比较突出，企业微观与宏观数据之间的“温差”比较明显，最近大家关心的一些事情，也带来一些不安，比如规范缴纳社保，是否应该有个政策“缓冲期”？因为实际最受影响的是大量小微企业，处于临界点上，一个小变量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些企业支撑着大量就业。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下半年，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您认为下半年宏观政策空间有哪些？

贾康：政策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刚刚公布的个人消费贷和服务业经营贷财政贴息政策，说明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可以酌情出台。现在看来，中央强调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可能有一定针对性，从上半年看，公共债务的发行与上一年相比进度慢了一些，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下半年一定要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总体要求是适当加力，当有必要的时候，对加力的政策是可以期待的。

大力提振消费，要落在“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上

澎湃新闻：如何评价今年以来的一些促消费政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贾康：促消费政策对消费的进一步拉动和提振是有一定效果的。比如以旧换新政策，这是一系列促消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另外一些相配套的就业优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政策，实际上在支持就业的同时，就会一定程度上增加民众消费能力，支持消费潜力释放。

从消费的一些局部表现看，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反而没有明显表现出消费提振的风向标作用，其实上海也在努力发消费券等，但效果有待观察，值得很好分析。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众预期仍然没有充分地向好，这与当下民众普遍对远景看不明朗，认为要更谨慎地消费有关，所以现在中央强调的预期管理特别有意义，对如何提振信心、改善预期，要抓住不放。

短期政策对提振消费有一定效果，但是更长期的，要看经济景气能否稳定提升，企业活力能否迸发，市场信心能否明显恢复，使民众在消费方面有底气有能力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为使市场层面解除顾虑、预期向好，还得密切跟踪，看看除了短期政策因素，其他一些中长期起正面作用的因素是不是能够切实体现出来。

澎湃新闻：您认为下阶段提振消费的关键是什么？

贾康：要全面领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提振消费的后面紧跟着的“高质量推动‘两重’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这是全面扩大内需的通盘考虑。

大力提振消费，要落在“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系统集成”，是要把消费、投资和整个经济运行打通来理解。

下阶段，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政策落实，提升经济景气。稳定和增加就业，特别需要扩大有效投资。当前阶段，企业仍然有面对不确定性表现出来的投资意愿不足，这时候就必须有政府加入，在有效投资上发力，但政府发力参与的投资并不是去做企业做的一般市场竞争性投资项目，政府应该发力聚焦的是推动“两重”建设，以景气和环境改善，引导企业对前景看好，使企业的投资跟着活跃起来，从而增加就业。而且政府的“两重”带有以工代赈的特点，一开工就会形成就业，后面跟着由这种就业稳定支撑形成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再加上解除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这样就能够提振消费，而不是简单只靠一两项短期刺激政策来推动。要有综合的政策，以及中长期长远的支撑力和环境，来实现可持续的消费提振，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城市更新，既有存量的优化升级，还有增量的拓展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今年以来的物价走势？下阶段如何缓解物价低迷？

贾康：应该讲，虽然CPI有稳住的迹象，但还是和让人比较满意的状态有距离。

一般的运行经验，CPI在1%以上到3.5%以下是最好的状态，不要接近4%，那样就可能由温和的通胀变为有压力的通胀。我们现在不担心CPI走高，仍然要注意CPI能不能继续往上走一走，达到1%以上其实更好。

下半年，还是要坚定不移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升经济景气。经济景气提升了，经济活动活跃了，物价就有可能更多地冲抵掉通缩因素。CPI还得巩固，继续往上走，PPI要争取尽快结束连续下降局面，现在已经连续34个月下降（约十年前曾经有连续56个月的下降）。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这对下阶段的房地产市场提出怎样的要求？

贾康：城市更新是一个综合概念，首先是城市里已经形成的房地产，这些基础设施、硬件都要更新和升级，但我理解城市更新从广义上来讲，除了存量的优化升级，一定还要有增量拓展中的优化升级。

我们现在真实城市化水平，不能只看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67%，要看到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48.3%（截至2023年底），实际上还有相当可观的城镇化空间。全中国3000多个区县以上行政区划中，有大约700多个增长极区域，它们主导性的引领全局的发展趋势，就是其城乡接合部要外推，那么在房地产上，就要有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这里面不仅包括住房，还包括工业房地产、商业房地产等其他类型的房地产，由这些增长极带头，房地产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城市更新不能狭义理解为仅仅是存量的更新，一定是把存量的升级更新与增量供给建“好房子”的升级更新，统筹优化为高水平的通盘安排。房地产新的阶段特别强调提供好房子，好房子有一系列指标，既包括新房子怎么建，也包括老房子怎么改、怎么优化。

澎湃新闻：当前外部环境依然面临不确定性，您对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怎么看？

贾康：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能在一些原来典型的增长极区域出现了外资的流出、撤资，原因当然要具体分析，但是面上来看非常值得警惕。一些个别案例要警惕带来负面效应的发酵，让外资感到没有宽松的发展环境了，带来连锁反应，这都值得好好总结。中国一定要坚持双循环，坚持拥抱全球化，要继续欢迎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发展。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经“清零”，其他方面的进步也要跟上，我们应该做好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建设工作。

治理“内卷”需要“标本兼治”

澎湃新闻：近期高层多次强调市场有序竞争、反内卷，如何平衡监管力度与市场活力？

贾康：“内卷”肯定是不良竞争，以外卖平台“补贴大战”为例，这些补贴动辄高达数百亿级，其背后涉及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的失灵、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机制的缺乏、“内卷”大势下无可奈何的选择、相关工作人员从业环境的干扰、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相关商户不同类型的损失等复杂因素和不良表现。这在实际生活中引发了较为严重的扭曲效应，冲击正常的市场秩序，对市场主体造成伤害。

为什么会形成“内卷”？国外未必完全没有“内卷”，但不像中国现在表现得这么明显，中国市场上的参与竞争者，如果面临公平有序竞争的“优胜劣汰”前景，那么比拼补贴、比拼消耗是大家并不愿采取的生产经营方式，而现在这种情况却实际发生了，于是我们就得探究：是否存在着使“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消解的因素？不同的竞争者中，有相当一部分自认为有特殊的背景，可使自己以软预算约束方式或“烧钱”模式进入“内卷”，坐等竞争对手出局或溃败，而多方的信息不对称又以这样的判断相互交织而形成紊乱的非理性局面。

现在高层已经重视，已经在约谈指导，行业也在自律，我认为，除了进一步地凝聚共识，大家在行为方面强调理性之外，还是要强调整个市场怎么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以保护产权公平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兼并重组。应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迫切需要按照二十大要求的“高水平”加以完善。解决问题，显然需要“标本兼治”，在努力优化相关政策与监管的同时，需以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体现“治本为上”。

平衡监管力度与市场活力，应该在企业负面清单、政府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的基础之上，更好地保护产权、公平竞争。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显然还要考虑，但是不能仅按政府管理环节少数人的偏好，对某些企业简单地实施政策倾斜，而应该“对事不对人”，凡符合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为，给予政策倾斜支持，不符合的就加以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结合，是追求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往前推进，而消除低水平的内卷式紊乱的竞争状态。要特别注重以市场制度建设，让市场有效和有序，同时，政府自己要“有为”加“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