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民国初年的广州——城市、日常与政治

《中国记事（1912—1928）》是王笛于今年4月推出的新著，本书以西方人的视角观察1912—1928大变革时代下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日前，王笛携新书在广州举行讲座，重回民国初年的广州，讲述百年前广州的政治变革与日常生活。

今天我就讲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广州：中国革命的观察者”，第二个问题“广州政府和巴黎和会”，第三个问题“五四运动在广州”，第四个问题“华盛顿会议的南北之争”，第五个问题“一个美国演员对中国妇女的观察”，第六个问题“广州妇女要求参政”，第七个问题“南方的孙中山”，第八个问题“哈雷特·阿班的广州故事”。

一、广州：中国革命的观察者

中国革命的观察者，也就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他作为一个军官当时驻扎在菲律宾，听说辛亥革命爆发，就马上到中国进行观察。他于1911年11月23日到达上海，随后很快乘船前往广州。根据他的记录，广州是个活力四射的世界。他觉得广州街头的市场简直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一方面是古老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新奇的东西；一方面是非常迷人的东西，一方面又令人恐惧。举个简单的例子，他在街头看到有人炖猫，令他目瞪口呆。但他又看到在街边的工匠用鸟的毛做笔，画在瓷器上，非常精美，很赞叹。他也对中国的庙宇非常感兴趣，在庙宇的前面总是有凶狠的狮子。

约瑟夫·史迪威

他还觉得广州那个时候的卫生非常差。所谓的公共厕所，实际上就是一排的蹲坑，上面搭了一块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大便，气味就从公共厕所不断地漫出来。小孩当街大便，那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他记录看到人们在阳光下抓虱子的情形。不光乞丐，街边的路人也习惯在出太阳的时候把身上的虱子拣出来，放在牙里面，咬得哔哩作响。这与鲁迅《阿Q正传》中描述的情形是非常相似的。

在广州，他目睹了革命党人（他称之为“叛军”），描述他们有些像“乌合之众”，记录他们穿着“带有红边的浅蓝上装和裤子”的制服。史迪威因自己穿着蓝衬衫和红领带，曾开玩笑地对革命党人说“我也是个叛党”。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互动。他的这种调侃，让革命党人觉得他很亲近，在跟他聊天以后还把他依依不舍地送走。

他观察到广州的租界（沙面）是外国人的聚集区，听说有钱的华人在沙面岛上藏匿了金锭等贵重财产。他不仅仅在广州，还从广州乘船通过西江到了梧州。他为什么要去梧州？因为听闻当地匪患严重。的确，他到达那里，便看见江上的浮尸。据其记录，革命军处决土匪后，还烤食其心脏，说是当地人相信此举可防止死者来世再为土匪。这个是不是有点残酷？史迪威作为一个观察者，不会像编小说一样，但是这些需要当地挖掘一些其他资料来证明——辛亥革命时期，还真的存在吃人心肝的这种行为吗？

这里我放了两张当时在美国的杂志上的漫画。大概意思是辛亥革命之前，西方殖民者在中国耀武扬威，中国民众是一些乌合之众；但是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一下变得非常高大，而西方殖民者一下变得渺小。其实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一个普遍看法，就是中国爆发了共和革命，中国人民开始崛起。一个巨人开始要崛起，西方必须要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正在变化的国家。

当时西方人对中国是非常看好的，包括克根在内。他在1912年9月1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说，在中国革命的时候，美国人突然变得万众瞩目。因为共和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仿造美国，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共和制国家。此外，克根还观察到革命爆发后中国服装的变化，中国人很热切地希望穿西方的服饰，买洋人穿的衣服。他提及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当时做生意的人在革命后都把他们过去舍不得穿的高级衣服拿出来穿。为什么？根据他的解释是，这些商人觉得中国传统的服装已经过时，于是把好衣服翻出来穿上、穿烂，然后再去买新的洋装。克根从这些迹象中看到，美国人需要到中国做生意，西服、皮鞋这些在中国都会有非常大的市场。

二、广州政府与巴黎和会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并死去，北洋军阀派系分化。1917年，因政治争斗，国会被解散，比较激进的左翼势力就南下广州建立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孙中山在内是反对参战的。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西方国家，驻华公使芮恩施不断说服和敦促北洋政府参战。当时中国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一战爆发，日本就利用战争的机会夺走了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还提出“二十一条”。所以，中国决定参战，主要是考虑到协约国胜算较大，作为战胜国可在战后和会上争取收回被日本占据的山东主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主持下的北洋政府就在1917年和德国断交，随后宣战。那个时候一战即将结束，中国虽然还没有派出军队去到前方，但是已经派了大概14万的华工到欧洲前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要有自己的话语权，有自己的诉求，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二十一条，要回山东半岛。但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南北分裂，在北方有北京政府，在南方有广州政府。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需要平衡南北政府势力。代表团团长为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成员包括驻美公使顾维钧等。南方广州政府也派出代表王正廷参与。因他有留美背景且熟悉国际外交，经北洋政府外交部同意，加入中国代表团。虽然我们内部是分裂的，但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有共同的诉求。后来代表团成员还包括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后被伍朝枢接替）。也就是说，在五名代表里边有三名来自北方政府，两名来自于南方政府。当然这种党派之争最后也不能避免。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是分裂的，但是这些外交官集结了全力，尽了最大的努力。

过去我们有一个误解，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完全失败了。你们看过这本书就会发现，其实这样说是不全面的，而且对于这些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尽管未能直接收回山东，但中国代表团通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果，例如迫使日本公开承诺两年内归还山东权益。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通过《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得到解决，中国赎回了山东权益。这是因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公布了1915年与英、法、俄、意等国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这些协议承诺战后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这些密约的存在，使得英法等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支持中国的诉求。这个秘密协议美国不知道，中国也不知道，直到巴黎和会上日本才拿出这一条。

我们退一步讲，如果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全部支持中国的诉求，要求日本直接把山东半岛交还给中国，那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将退出巴黎和会。因为意大利当时就因为自己的诉求没有实现，随即退出和会。试想日本如果不签《凡尔赛和约》，那它就对日本就没有约束力。所以我说，中国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半岛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可即便是没有，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的支持之下，要求日本承诺两年之后将山东交还给中国。这是一个可行方案，而且事实上也实现了目标。

此外，当时南北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确实有些小矛盾。据顾维钧回忆，在一次代表团会议前，他发现在主席位放置了两把椅子，便问秘书为什么这样布置？秘书回答是王正廷要求的。在开会过程中，王还不断把胳膊往陆的席面挤靠，一度将陆徵祥挤离主席位，导致陆徵祥次日称病住进了医院。这虽然是顾维钧的一家之言，我们亦可从中看出由于南北纷争造成一些中国政治上的不团结。可是即便存在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认可他们尽全力为中国利益所进行的集体斗争。

三、五四运动在广州

1919年，由于中国收回山东半岛的诉求被否决，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随即传播到全国。根据美国广州领事馆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就记载了当时五四运动在广州地区是怎么开展的。根据他们的描述，学生起到主要的作用。但是这些驻广州的美国外交官对学生运动并不看好，觉得他们十四岁到十七八岁的年纪，意气用事，不够成熟。根据他们的观察，在五四运动期间，广州似乎充满了“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激励之下，义无反顾，忧国忧民。他们觉得一群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最后的事实证明，这场最早由学生发起的运动逐渐波及到工人和商人，最终在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五四运动在广州越来越高涨，不仅拒绝日货还拒收日币，日货店铺几周之内的销售率下跌了50%~75%，期间几十家日本店铺破产。

四、华盛顿会议的南北之争

之前我们谈到，美国在巴黎和会支持中国要求日本两年之后将山东归还中国。当时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的主要议题包括限制军备（如签订《九国公约》）和解决远东问题。山东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关切之一，中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参会，还去了很多媒体。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由于巴黎和会让很多中国人都失望了，美国的华人对华盛顿会议并不看好，爆发了游行。当时就有一种谣传，说是中国北方政府要与日本直接谈判，但是海外的大批华人就大力反对。当时中国舆论普遍主张，山东问题不能仅通过中日双边谈判解决，必须提交国际会议，争取美、英、法等国的介入。因为中国人认为如果是和日本人直接谈判的话，作为一个弱国，没有国际社会的监督，中国会在日本面前吃亏。

今天来看对华盛顿会议的批评非常多。为什么非常多？其中由于中国内部的南北政府矛盾。也就是说，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任何成功，南方政府都要持反对的态度。虽然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收回了山东半岛和废除了《二十一条》，但是还有好多其他的问题没解决，包括租界问题、关税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等等。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看当时历史的背景，中国也不存在这种实力，“一揽子”把中国从19世纪以来所失掉的权利全部收回，这是不现实的。

五、一个美国演员对中国妇女的观察

美国演员弗格逊在1920年来到中国，她也到过广州。她看到中国的各个方面，尤其特别观察妇女问题。在20世纪中国妇女的地位非常之低，她观察到当时的中国仍是男权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如同“忍辱负重的牲口”。

但是她也看到了妇女服饰的变化，说每隔十年左右，在大城市里面，妇女就会展示她的新服饰。但是一旦妇女穿上了新的服装，就会在家庭周边引起波动。男性觉得妇女穿着漂亮的话，那就会引起别人的关注，所以家里的男人就会限制妇女对时尚的追求。她还观察到妇女此时开始普遍放弃缠脚，穿上西式皮鞋，甚至穿上高跟鞋。但她说中国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此外，她还观察到广州街头普遍的贫困现象，以及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态度。

同时，她也记录了广州的日常生活。比如说砍价，一砍价就是对半砍或者一大半。另外，她还发现中国的店铺顾客不多，但是店员非常之多，经常一个顾客进去，五六个伙计围着服务，觉得难以理解。

六、广州妇女要求参政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根据民国时期著名记者董显光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1921年6月《纽约时报》转载了这篇报道。1921年3月，有数千名妇女向广东省长陈炯明请愿，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向女生开放，而且同时也要求女校也招收男生，实现教育上的男女平等。

董显光

同时，妇女要求参加选举，有当选为地方管理人员的权利。按照人们一般的理解，南方政府应该相对开明，但其议会却提出了一项旨在取消妇女投票权的修订法案，这引起了妇女的强烈反对。她们主张妇女作为公民，理应享有选举权。当议会准备讨论该法案时，妇女们冲进议会阻止，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她们也向孙中山请愿。孙中山询问请愿人数有多少？得知有五千人后，他幽默地表示，若人数增至五十万，议员便不敢取消妇女的投票权了。

后来，这些议员又去找陈炯明，要求派军队保护他们。陈炯明就告诉这些议员，告诫过你们不要去触动这个问题，不要去取消妇女的投票权，但是你们不听，现在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这就反映出陈炯明对议会的行为也是不赞成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得到，广州处在一个转折的时期。旧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但是要求投票权、取消女校、男女平等的运动，已经普遍开展起来。

七、南方的孙中山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其合法性基础在于南方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国会议员。孙中山认为北洋政府已不合法，南方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当时西方对孙中山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认为他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一个脚踏实地实现民主梦想的政治家。但是也有西方人不看好，就觉得是一个“荒诞无稽的梦想家”。由于时间原因，我们不再赘述。

八、哈雷特·阿班的广州故事

哈雷特·阿班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突然对中国感兴趣，突发奇想来到中国来进行新闻报道。他描述初到广州的第一个夜晚，正值省港大罢工时期，局势不安，从船上可以直接看见英国军舰停泊在江面。由于担心安全，便决定第二天早上再上岸。但恰巧有一个人邀请他到餐厅喝酒，刚碰杯，一颗流弹就击中酒杯。友人因为玻璃碎片，导致手部受伤，鲜血直流。外面也开始枪声大作。就在这样的枪声中，他作为一个有探险精神的青年人，原本只想短暂到中国来看一看，但却在中国整整待了十五年。

当时中国反帝和反殖民主义运动高涨，特别是省港大罢工后，对英国抵触情绪增加。他讲述了一个细节，说他穿了条短裤去见某报社编辑。到了办公室，编辑第一句话就说，你以后不要再穿短裤，穿短裤会挨打的，因为英国人喜欢穿短裤。这就可以看出，当时广州有着非常强烈的反英情绪。

阿班描述了很多在广州期间的生活。他对广州湿热的气候深感不适，描述空气“像吸满水的海绵”，长了一身痱子。他说自己晚上没办法睡觉，因为蚊子特别多。中国的蚊帐又罩不住他比较高大的身体，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一只脚套在一个枕头套才能入睡。后来，因为整晚吹电风扇，有一天他在酒店对着镜子刷牙的时候，发现嘴角顺着流水，一只眼的眼皮也耷拉着，自己根本没法控制。于是马上就去看医生，医生诊断说他得了面瘫。所以，他对广州天气深恶痛绝。他描述这里常常是东南方向来了乌云，随即下几个小时瓢泼大雨。但下大雨并不能降温，而是雨下得越大，天晴后越闷热、潮湿。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记事（1912—1928）》通过对记者、外交官、旅行者等各种各样观察者对近代广州城市社会和文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广州作为南方革命的中心，从性别观念、教育拓展，到媒体和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整个社会层面都在经历深层次的转型。宏观历史事件与微观日常生活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交织、彼此推动。这种“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更加立体和动态的框架。

（本文整理自王笛于9月21日在粤剧艺术博物馆“荔泮芳华”系列活动中所做的演讲。“荔泮芳华”系列活动由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荔湾区国家档案馆、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詹天佑故居纪念馆承办、粤剧艺术博物馆协办。讲座原题为《民国初年的广州——〈中国记事（1912—1928）〉中的城市、日常与政治》。）